“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身子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泽东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泽东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泽东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
 
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泽东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站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觉毛主席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泽东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泽东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泽东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泽东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泽东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此为后话，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毛泽东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泽东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泽东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小平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小平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儿，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是相当客观的表态。唯一难做的决定是：为掩盖“大跃进”的错误而发动的“文革”，到底算错误呢？还是算罪恶？这关系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事，还是三件事？即，建国、治国（大跃进）和“文革”？好在年底“文革”档案将解密，历史是否接受毛泽东自我评价三七开的提议，人民或许自有公论。况，访间也传有陈云三段说：建国有功、治国（大跃进）有过、“文革”有罪？党内斗争也好，国内“动乱”也罢，既无革命反革命之说，那就按宪法国法来办吧！

附：毛泽东：老蒋挖我祖坟大失民心必败无疑

文革记忆：焚炎帝骨游大禹头，刨岳飞坟掘蒋家墓

“故宫”改成了“血泪宫”

导读：北京档案馆将公开文革档案北京市民届时可登录北京市档案资讯网查询目录，也可携带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到档案馆查阅档案。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如何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存在“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思想路向，其对立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至今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两条思想路向有着重大区别。“从理论原则看实践”的逻辑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就应当从它出发审视中国的实际，并在实践中运用使之变成现实。“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出发点是实践，强调一事当前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客观情况，然后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中寻找思想资源，力争实践成功，实践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但决不是要使实践适应理论。

在两种思想路向中，只有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首先是“化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化”马克思主义，但问题是: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建立全面阐述自己思想的体系，我们不可能有现成的等着我们去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他们的论述并非每一条在今天都同等重要，对他们的思想加以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做的事，而选择的依据只能是实践需要。

其次是“怎么化”。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药方”，我们不能拿来就用，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只能在实践中实现。在实践中，我们要在吃透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扩大视野，也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有用的思想资源。在实践中，各种思想资源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其中融化、化合，经过思想创新形成“一块整钢”——实践方案。这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最后是“化作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制订的实践方案是否正确，被实践所证实的正确方案，是成功的实践经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它的理论概括。

二、中国的普世价值：立足民族的人类文明

近年来，普世价值已成为继普遍真理或普遍价值之后一个新的流行语，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然而，关于普世价值众说纷纭，比如，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人类文明存在不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又该由谁来认定？普世价值与普遍真理只是抽象概念还是具体的历史？

一、 有没有普世价值

有人说，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绝对概念。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对“普世价值”做出科学而充分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严谨科学的概念。但我们既然承认事物的普遍性，也就可以从概念上对普世价值加以描述。

要回答和描述什么是普世价值，就要先弄清什么是价值。从哲学角度看，所谓价值，是客体与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区别这种质态（正负、好坏及其量的等级）的标准并不在于客体，而在于具体的主体。因此，当我们谈论任何价值的时候，都不仅要指明是“什么事物的价值”，尤其要指明“对于谁以及哪一方面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判断某一个具体的价值。

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说，所谓普世价值，具有永恒的、普遍性的价值，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这有三层意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且应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的永恒性，不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且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要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可以说，这是关于普世价值的绝对和抽象意义上的定义。一句话：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

但是，按照这个定义，观念形态的东西很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而且从人类发展史看，几乎没有形成从古至今不变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价值”。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并不从绝对和抽象意义上来讨论普世价值，而是从相对性或者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普世价值:只要具备或者大致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命题，即可称普世价值命题。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只是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价值原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应该是最具普世性的，而且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何时、何地、被何人真正实行过，又为什么难以实行，则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 普世价值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

从理论上说，既然价值是客体与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因此，我们不可能抛开主体去空谈价值特别是普世价值。而人的主体形态又不是抽象单一的，而是具体的、多层次的、多样化的。每一个个体（包括个人以及团体、民族、国家等共同体），都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并成为独立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生存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存在的差别，以及其生活方式和活动内容的不同，构成了主体多样化的现实。而尊重、确立多样化、多层次性的主体的地位，肯定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利益的差别，承认特色和不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这些特定的主体并不能简单地靠某种强力“统一”、“一致”起来。

从实践来看，人类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民族，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就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时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相反，离开了民族的特色文化，放弃了前进节奏和行动策略，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丧失前进动力。在迈向人类文明的征途上，于坚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同时，彰显自己民族特色的积极内容，并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但现实中的主体也并非都准备实现“统一”。我们看到，在当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仍然是通行的不容置疑的原则，越是强国，越是毫无顾忌，直言不讳。而弱势国家也已逐渐觉醒，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和道路，维护着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人类文明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民族国家如此，诸如宗教、阶级、企业、个人等，立场更是复杂而难以协调，差异和分歧更是多样而尖锐。

理论上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现实中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

因此，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地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我们承认，这些制度范畴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当这些历史条件还不具备时，一个民族的制度可以是不自由的、不民主的，甚至是奴役性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幸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就必须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告别不自由、不公正、不民主与不和谐的制度，而选择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制度。一定的历史条件正是民族特色发生和政治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和人类文明结缘、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政党不能迁就自己特色的消极方面，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的社会资源，果敢拥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文明未来。

三、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共同价值”或“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共同价值是强调各民族、各国家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共同价值是各民族都有贡献、共同认可的价值，而不是某一国、某些民族独创的专利。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界定“普世价值”，就更能反映人类文明历史，更能推进人类文明。

因此，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的要义，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选择迈向人类文明的具体道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们要挖掘我们历史遗产中的积极因素，抛弃那些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

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可以证明共同价值存在的例子。比如，不同人类群体在道德信条和实践上有着跨文化的共通性、相似性，即使从来没有发生过文化接触的不相邻地区，也有某种相似的准则。像谋杀、偷盗、乱伦、撒谎等等，在很多文化里都是被禁止的，由它们所体现的维护群体共同生存条件、促进群体发展的价值原则，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我们之所以强调普世价值的相对性，并不否认人类有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我们要看到，尽管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不同，形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但人性又确实有共同的一面，有超越民族、阶级和时代的共同点，所以能够形成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理论及规则，再通过这些规则来调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共性，才能有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基础。完全否定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就否认了未来走向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总之，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一问题：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又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就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温家宝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说明了一点，否认文化价值观的统一性，或者否认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都是片面的观点，是偏颇的具体表现。

四、 文化差异的背后也有着人类的共性

首先，普世价值是人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不是某个政党、民族或国家的独特发明。

普世性价值尽管是个抽象概念，但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交往中，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最后以规范化的具体形式表述出来。它来源于人类的共性，形成于诸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之中，只是不同民族、国家对普世价值形成参与的早晚、贡献的大小不同而已。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普世性价值的创作者，普世价值不是哪个“优选的民族”独特的发明，普世价值体系是开放的体系。

事实上，非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主张，伊斯兰文化所提倡的“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互爱”的观念，儒家文化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思想自由），“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等思想主张，都包含有许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它们都为普世性价值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都主张人类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努力发掘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非洲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等所包含的普世性价值，寻找出人类普世性价值观念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资源。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也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包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真理。

西方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真理展示针锋相对的斗争，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至上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如果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观念，而把其它文化当作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或附属物，那么普世价值就变成了人们手中任意摆布的一张牌，成了一个标签，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随便贴。历史告诉我们，全人类统一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并不能产生于任何人的主观设计和良好愿望，哪怕这种设计和愿望本身是先进的、合理的；也不能靠强力推行去实现普世价值的推广。任何人的设计和愿望要想得到全人类的普遍认同，都必然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上都能够适合人类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并且为人们的经验和条件所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具备了条件的价值选择，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任何人也不可能将一种设计强加于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不少人企图将自己所认可的价值模式强加给他人，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其中既有共同价值的内容，也有特殊性价值的内容，要具体分析。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它是一个以技术和经济为主体的文化，而普世性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范畴，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所能包揽的。不同价值观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子，西方国家竭力推行的普世性文化不能不夹杂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毋庸讳言，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与普世性价值相衔接、相融合的问题，但不可能千篇一律地克隆西方民主模式、自由理念，而应有其独特的实现方式。

以“美式民主”为例，这一制度是结合美国国情而逐步形成的。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种“美式民主”，得到了美国人民的认可。但这种民主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脱离了具体国情，违背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再好的民主美景在实践上都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且，从输出民主的案例来看，由于理论与国情不符，水土不服，不但给输入国人民带来混乱甚至灾难，而且使民主精神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在一些输入“美式民主”的国家，民主非但不能成功解决政权与民众间的矛盾，反而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从威尔逊到布什，长达百年的“民主输出”，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受到的谴责远远大于少数执政者的自我吹嘘。因此，民主不是口号，强权更反对民主的借口。

五、中国应该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贡献

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交往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多样化的特殊性价值观念之间频繁发生碰撞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得到不断充实、重构和完善。

从实际需要看，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比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支配力和创造力空前增强，而人类精神领域内却呈现出空前的混乱与迷惘，理想阙如、信仰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高科技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霸权主义问题、人口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等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要以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把自身文化中包含的共同价值贡献给全人类，以此来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奉献力量。同时，这也可以改变原先西方总是共同价值的输出国、自己总是共同价值的接受国的状态。由此形成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既是共同价值的认同者，又是共同价值的创造者的和谐局面。

就中国而言，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如前所述，儒家文化倡导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完全可以成为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念。再往深一点说，儒学体系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历经几千年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其中，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当今社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日趋耗尽，生态危机日显突出的人类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人民的自主权利。“中庸”思想强调“执两用中”。所谓“执两”，就是了解形势、把握全局；所谓“用中”，就是恰到好处、解决矛盾、谋求永续发展。这种既强调民本，又强调中庸的思想，对于解决南北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世界难题，无疑也是有着重要借鉴、参考意义的。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并且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也正是现代社会或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永远需要的基本价值观与人生哲学。

在当代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倡导“和平共处”，“和平”也应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此外，为什么“以人为本”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为什么“和谐社会”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共同富裕”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

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未有穷期。中国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综上所述，否认普世价值就是否认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这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两种思想路向，其对立贯穿于自由平等民主普世价值的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制订的实践方案是否正确，被实践所证实的正确方案，是成功的实践经验。否则，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什么普遍真理，或者说普世价值暂时或将来都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客观上它远不及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世界上的成功实践。

三、人类社会为追求普世价值所作的努力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无疑，革命和请客吃饭是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革命，古代专指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赋给的暴力狭义。当与“改良”或“改革”成为对立词时，更具有这种色彩。“请客吃饭”是邀人过来大快朵颐，目的是让人活得更好。“革命”和“请客吃饭”形同水火。因此，毛泽东同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为了吃饭的历史却一直经历着不折不扣的革命。在灾难中成长的中国人，见面一句“吃了吗”，问候中包含有多少吃的渴望和饿的尴尬。对于革命者，也曾饿着肚子咬定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松口。

尤此，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无论什么样的舌头正说或反说，中国历史都可以说是一部舌头忽悠史，君主易姓、朝代更替暴力史。但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吃饱饭，吃好饭，吃出境界，这终究是值得鼓舞的普遍真理，是衡量社会体制进步与否的“硬”道理。为此，暴力吃饭也好，吃饭暴力也罢，革命与请客吃饭均为相辅相成：或者请客吃饭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或者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请客吃饭。区别在于对象不同：请客吃饭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革别人的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更好地请客吃饭。简言之，革命不是为了改朝换代，那是已在朝堂上说的了，而在朝堂之下则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最早将请客吃饭作为革命手段的是公子光。

公子光是一代枭雄，他的事业和伍子胥有关系。当年，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从楚国逃亡到吴国，他的心被仇恨所炙烤，父兄的死如同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食不甘味，度日如年。

但是，伍子胥很快就发现，吴国当时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他报仇。吴公子光是吴国政坛的实力人物，在伍子胥看来，公子光有在国内夺取王位的企图，因为每当伍子胥提倡议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总是冷冷地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伍员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伍子胥的报仇愿望被吴公子光给彻底搅黄了。为了自己的复仇目标，伍子胥决定先帮公子光，然后再让公子光帮助自己实现自己报复楚国的计划，因此，伍子胥就将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

让我们先来看看公子光到底为什么有夺取王位的野心：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余祭、夷眛、季子札。在吴王的几个弟弟中，季子札最年轻也最为贤明，因此深受吴王诸樊的喜欢。在吴王的心里有一个埋得最深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如何将来都要让贤明的季子札当上吴王。于是他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王位传递方式，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反正季子札还年轻得很，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吴王。主意打定，吴王诸樊就坚决不立太子，死后就把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王位传给了夷眛。夷眛死后本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却逃避不肯就任。吴国人没办法，只好拥立夷眛的儿子僚为国君。

别人都无所谓，但公子光却受不了了。本来他的老爹是吴王，按正常的程序，吴王的位子非他莫属，谁知道，老爹却突然打破了正常的程序，弄什么“兄终弟及”，“及”来“及”去，王位却“及”到了本来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人头上去了。他这个正宗的吴公子最后却被动出局，成了一无所有的旁观者。他心中暗骂：“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谁能说公子光说得没有道理？
    
心怀失落的公子光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有了队伍就有了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的工夫。
   
吴王僚九年，楚平王呜呼哀哉。吴王僚决定乘人之危，派弟弟盖余、属庸率领大军围攻楚国都城，不料却被楚军断了后路。
   
公子光心中暗喜，出头之日终于到了。外无救兵，内无忠臣，吴王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公子光决定在此时“请客吃饭”——请吴王僚吃饭。
   
公子光为这次宴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宴会地点—公子光家；主菜—水煮鱼；服务生—专诸；还有备用男服务生若干。吴王僚也做了精心的准备，为防公子光施展阴谋诡计，吴王僚不惜采用人海战术—从王宫一直到公子光的宅第，密密麻麻布满了王僚的卫兵，门户、台阶两旁，也全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手持长矛，虎视眈眈。
   
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之下，谁也不会相信将有意外发生。
   
就在大家都有些松懈的时候，公子光以脚部疼痛为由请求暂时离席。在公子光的安排之下，主菜水煮鱼随即就被服务生专诸端到了餐桌之上。不就是一个服务生嘛，专诸的出现显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专诸平静地把鱼放在餐桌之上，如同变戏法一样，他突然从水煮鱼的肚子里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王僚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命丧专诸之手—这才叫“说时迟，那时快”！
   
反应过来的吴王僚的侍卫人员在第一时间杀死了专诸。局面大乱，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攻击吴王僚的部下，很快将他们全部消灭。于是，公子光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吴王阖闾。     

你看，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请自己的敌人吃饭，然后革掉那人的命，代替那人做国王。仅仅是请了一次客，费了一顿饭，革命就成功了，多么便当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考虑到主人也消耗了自己准备的饭菜，那这场客请得就更加划算。

如果不是以请客的方式，公子光能够接近吴王僚吗？公子光所养的刺客能够面对吴王僚痛下毒手吗？因此，在某种情况下，请客就是最好的革命，最经济的革命，最实惠的革命。
    
鸿门宴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一个灰不溜秋的案例。
   
鸿门宴虽然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但鸿门宴却算不上经典的请客吃饭案例。鸿门宴只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宴会，是不速之客与毫无准备的主人之间的一次小聚。
   
当时，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根据事前的约定，先击败秦军进入咸阳的就有资格在关中称王。令社会各界大跌眼镜的是，综合实力远远不如项羽的刘邦却率先进入了秦都咸阳，更令令社会各界大跌眼镜的是，贪财好色的刘邦进入咸阳之后，居然远财宝，避美女，并且还和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常言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刘邦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他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由流氓转变为了君子？他转变为君子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刘邦这样做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志向。有了这样的结论，项羽就起了杀心，他决定向刘邦发起致命的攻击。其时，刘邦麾下有十万大军，项羽麾下则有四十万大军，刘邦的劣势非常明显，他的生命悬于一线。对于项羽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刘邦却丝毫不知。
   
幸亏项伯通风报信及时，项伯通风报信是为了报答张良。
   
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任楚军的左尹，早年张良曾经救过项伯的性命，因此两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为了避免自己的朋友蒙受灭顶之灾，项伯就暗中将楚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向刘邦手下的张良做了通报。
   
张良却把项伯置于了尴尬之中，因为得知这一绝密情报的张良马上将这一信息报告给了刘邦。刘邦大惊，他深知自己此时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活命要紧啊，因此，他只好接受项伯和张良的建议，硬着头皮前去项羽的军营作深刻检讨。
   
刘邦的到来打乱了项羽的行动计划，本来已经决定了要一鼓作气灭掉刘邦，怎么会想到这小子却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地前来赔罪？刘邦笑容可掬，似乎没有任何戒备，一脸的讨好与谦卑，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妾。告诉我，假如你是项羽，你会怎么办？你好意思怒发冲冠，拔出宝剑，直取刘邦的首级吗？人家可是来自首的啊！
   
因此，我们要理解项羽，理解项羽为什么要备下酒宴招待刘邦。这场后来被命名为“鸿门宴”的宴会，并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斩首行动，而仅仅是一场临时动议。自己的对手前来陪罪，项羽尽一尽地主之谊也是人之常情。虽然有些仓促，虽然是临时安排，这场宴会却准确地显示了项羽的贵族风度。也许这种风度妨碍了项羽成就事业，却是项羽的性格必然。
   
显然，这是一场仓促的宴会，项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项羽的智囊团也没作任何准备，因此，他们对于宴会的议程、宴会的祝酒词、宴会的用餐标准、宴会的白酒档次……都几乎没有作任何安排。然而，客人刘邦的准备却相当充分，他掌握了项羽的底牌，也知道项羽的真实态度，有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刘邦就知道了该如何应对，该如何说第一句话，酒席之上该如何调节气氛，该如何控制局面……所以，对于宾主双方来说，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宴会。由于有了这样的不对称，才会出现刚一见面，项羽就出现了不小的社交失误。
   
刘邦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委屈之情的：“我进驻函谷关以后，秋毫不敢有所犯，登记官民户口，查封各类仓库，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您的到来，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对于您，我没有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心思。我想，一定是有小人说了我的什么坏话，才使得您和我之间产生了误会。”因为项羽没有任何准备，他的思路就一直跟着刘邦的思路在走。听完刘邦的话，项羽突然感到十分惭愧，是啊是啊，我怎么就误解起刘邦了呢？作为一种正常的自我解脱心理，他很自然地说道：“那些话都是您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很显然，在潜意识之中，项羽是在为自己辩解——不是我有意要误解你刘邦，而是你刘邦自己阵营的人过来离间。我这里没有问题，是你们内部的人造成了这种局面，因此，不要来问我怎么回事，要问就问你们自己人去好了。    

其实，这句话刚一出口，项羽就感到十分不妥，这岂不是要害死为自己提供情报的曹无伤吗？就这样，从二人见面的那一刻起，占了天时地利的项羽就一直在心理上处于被动状态，为了缓解这种状况，他决定置办酒席，跟刘邦喝酒。他知道，刘邦这小子虽然好酒好色，但酒量却很差，项羽决计要在酒桌上找回自己的自信。因为存了这样的念头，项羽处处显示出盛气凌人的样子。

项羽一上来就一屁股坐在了主位，下面就是整个酒席的座位安排：项羽和叔父项伯在上席，坐西面东，首席智囊范增面朝南坐，刘邦面朝北坐，张良面朝西陪侍。宴会进行中间，范增好几次给项王递眼色，又好几次举起身上佩戴的玉诀向项羽示意，其意思就是让项羽干掉刘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项羽却一直保持沉默，一点反应都没有。也许是事前准备不足，也许是配合还不默契，项羽的思维一直处于僵硬状态。实在忍无可忍的范增只好亲自出去叫来项庄面授机宜：“该你露一手了，你进去上前献酒祝寿，然后请求舞剑，趁机刺死刘邦那小子。切记切记！”
   
然后，就是著名的“项庄舞剑”，就如同后来的那句成语所说的那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就是刘邦。项庄的那把剑舞得虎虎生风，凛凛寒光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杀机，局面惊心动魄，刘邦岌岌可危。可是，每当项庄将要出剑的一刹那，项伯的身影总是及时出现。多亏项伯常常用身体掩护，刘邦才得以逃过生死大劫。
   
见此情景，张良只好借如厕之机找来樊哙。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听说里面情况危急，他靠着自己的一股蛮劲，带着宝剑拿着盾牌闯进项羽刘邦他们饮酒的雅间。一心救主的樊哙，其身体自然是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因此，周身洋溢着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一种视死如归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和满座各怀心腹事的众人相比，樊哙显得雄姿英发，英雄相惜，项羽不由为樊哙的虎虎英气所吸引，由衷地赞叹道：“真乃壮士！赐他一杯酒！”手下的人给他递上来一大杯酒。樊哙将满碗高度酒一饮而尽，场面出现了一次小高潮。
   
可以想像，在樊哙进来之前，整个酒席之上的气氛是沉默的，诡异的，一边是刘邦点头哈腰，低眉顺眼，一边是项羽颐指气使，爱理不理；一边是范增老谋深算，暗含杀机，一边是张良冷眼旁观，沉着应对；一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边是项伯挺身而出，及时搭救……这不是宴会，这是生死场；这不是把酒言欢，这是斗智斗勇。但是樊哙的出现，使得场面稍微有些活跃了，因此，项羽有了眼睛一亮的感觉，他看着豪放的樊哙，大声说道：“再赏给他一只肘子！”手下的人递过来一整只猪肘子。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肘放在上面，拔出剑来边切边吃。此时，场上的气氛更加活跃，项羽喝彩道：“好一位壮士！还能再喝吗？”樊哙从容答道：“我连死都不在乎，一杯酒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樊哙让项羽来了兴致，是啊，酒不咸不淡地喝了半天，气氛却压抑得要命。喝酒的男人都知道，酒席之上，真正让男人佩服的就是对方的酒量，项羽似乎被樊哙的酒量所折服，几乎有了和樊哙一拼酒量的念头。然而樊哙却突然开始发表演讲：“关于秦始皇，我有几句话要说。他有着虎狼一样的凶狠之心，杀人无数，好像惟恐杀不完；给人加刑，好像惟恐用不尽，结果弄得众叛亲离。今天，沛公如此劳苦功高，您不仅没有给他丝毫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害有功之人。请问这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走秦朝灭亡的老路又是什么！”
   
刚才还在兴头上的项羽没有想到樊哙还有这么一手，顿时张口结舌，只好一个劲地说：“坐！坐！”
   
宴会上的气氛更加扑朔迷离，樊哙的演讲揭开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弄得大家尴尬不已，项羽更是被弄得心乱如麻，刘邦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借上厕所的机会悄悄逃离了杀机四伏的宴会，撒丫子跑回了自己的军营，顿时有了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因此，鸿门宴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它又是革命，又是请客吃饭，只是命没有革好，饭也没有吃好。这是一个反面案例，长期被研究革命与吃饭关系的学者教授挂在嘴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令后人品味不已。
   
吕后就从中受到过启发。
   
作为刘邦的亲密战友，吕后对于“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了然于胸，学得也是炉火纯青。
   
作为帝国公开的秘密，世人都知道，第一夫人吕后最恨的人就是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恨戚夫人是因为戚夫人夺去了刘邦的爱，恨赵王刘如意，是因为刘如意差一点夺去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名号。往事不堪回首啊，如果不是自己运筹帷幄，及时出手，说不定戚夫人那个小蹄子就得逞了。     

因此，刘邦去世之后，掌握了政权的吕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先是把戚夫人囚禁起来，同时派人召赵王进京，后来就找了个机会用毒酒将赵王刘如意给灭掉了。你看，刚掌握了政权的吕后就学会用酒来消灭自己的敌人了。之后，吕后又派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扔到猪圈里，将如花似玉的戚夫人做成了“人猪”。
   
让吕后大显身手的是这样一件事。
   
汉惠帝二年，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前来朝见。十月，有一天惠帝与齐王在太后面前宴饮，惠帝因为齐王是兄长，就按家人的礼节，请他坐上座。看到居然有人敢坐在自己的儿子、当今的皇上的上座，吕太后大怒，马上暗示手下斟了两杯毒酒放在齐王面前，命令齐王起来向她献酒祝寿。齐王站了起来，不知深浅的汉惠帝也站起来，端起酒杯要一起向太后祝酒。太后大惊，为防万一，急忙站起来倒掉了惠帝手里的那杯酒。齐王是刘邦的私生子，看到吕后奇怪的举动，当然也就留了个心眼，没敢喝太后的这杯酒，假装喝醉离开了座席。事后打听，才知道太后所赐的那杯酒含有剧毒。齐王恐惧不已，揣测自己将不能从长安脱身，内心异常焦虑。手下人为他这样出谋划策：“如今大王您拥有七十多座城池，而太后的爱女鲁元公主却只享食几座城的贡赋。大王如果能把一个郡的封地献给太后，来作公主的汤沐邑，供公主收取赋税自用，太后一定高兴，您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再担心了。”齐王认为有理，于是就向吕太后和鲁元公主献上了城阳郡。为了讨好太后，还违背常礼，尊自己的异母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用对待母亲的礼节来对待鲁元公主。吕太后因此十分高兴，齐王的危机才得以化解。
   
吕后就这样巧妙地利用请客吃饭，制服了自己的敌人，达到了革命的目的。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一个反面典型是窦婴无意之中制造出来的。窦婴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主。
   
窦婴和田蚡是汉武帝时代的官僚，只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个人分属两个阵营：窦婴是太皇太后窦氏一系的人马，田蚡则是皇太后王氏一派的主力。同时，窦婴是退居二线的官员，而田蚡则是如日中天的当朝丞相。需要提及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灌夫，灌夫和窦婴是好朋友，也是靠边站的人物。
   
田蚡曾经派人索取魏其侯在城南的田地。魏其侯明确拒绝并且十分怨恨地说：“我虽然被废弃不用，将军虽然显贵，也不能如此仗势硬夺我的田地呀！”灌夫听说后，也大骂田蚡仗势欺人。田蚡与窦婴、灌夫因此更加矛盾重重。
   
后来，田蚡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后因此下了诏令，让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前去祝贺。为了缓和与田蚡之间的矛盾，窦婴对此事显得十分热心，不仅自己跃跃欲试，积极主动，而且还拉着自己的好朋友灌夫前去捧场。
   
宴会如期开始，东道主田蚡率先敬酒。丞相敬酒，在坐的宾客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但轮到窦婴敬酒之时，景象就大为不同了，只有他的老朋友象征性地离开席位表示礼貌，大多数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这就是在职干部和离休干部的不同待遇，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灌夫却为窦婴鸣不平，毕竟自己是窦婴的好朋友。于是，灌夫也起身依次敬酒，当然先敬田蚡，谁知田蚡根本就没有把灌夫敬酒当成一回事，照常坐在那里，淡淡地说：“我可不能喝满杯。”本来就一肚子火气的灌夫难免话带讥刺，但田蚡就是不给面子。窝了一肚子火的灌夫只好在别人身上撒气，逮着谁骂谁，好好的一场宴会被灌夫搅合得不三不四。本来窦婴还准备利用这次饭局和田蚡套套近乎呢，谁知平地波澜，不但窦婴与田蚡的矛盾不能解开，反而有更加激化的可能。
   
果不其然，看着借酒发疯的灌夫，田蚡突然在沉默中爆发了，叫来卫兵扣住了灌夫。因为宴会是奉太后之命筹办的，灌夫在席间的无礼行为就显得情节十分严重，最后灌夫以“不敬”的罪名被捕入狱，面临掉脑袋的危险。
   
这次轮到窦婴不好意思了。灌夫本来不在受邀请之列，完全可以不来参加这次宴会，是自己强拉过来捧场的。这下可好，一下子被田蚡上纲上线地给逮捕了，这场改如何收呢？大家都等着看好戏，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灌夫之所以借酒发疯，其实全是为窦婴出头。
   
窦婴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反而需要出钱活动，让宾客向田蚡求情，最终也于事无补。不仅于事无补，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窦婴也被处以死刑，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这是一场宴会引发的血案，可以看作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反面典型。
   
我觉得真正在高层次上洞悉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真谛的是一代伟人刘邦。
   
公元前195年的冬天，淮南王黥布叛乱，刘邦亲自披挂上阵，将黥布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叛乱平定，刘邦心情很好。

得胜凯旋，途经故乡。再次返乡的刘邦已经不是从前的亭长，不是从前游手好闲的刘三，此时他已是天下的主人，实现了他早年对着秦始皇的车马威仪所发出的宏伟志向—大丈夫当如此也！

那句话说得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如今天下平定，海内一统，正是还乡的好时候。兴致勃勃的刘邦，路过故乡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盛大的酒席，把老友新知、父老子弟请来一起纵情畅饮。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过舒服的日子吗？不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刘邦特别有创意，亲自在当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少年儿童，教他们唱歌。在稚气的童声合唱中，历历往事如在眼前：自己以一介平民起事，戎马倥偬，东奔西杀，最后居然成了新一代的统治者，成了超越秦始皇的一代帝王。如果这还称不上成功，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成功？如果这都不算富贵，那么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富贵？童声合唱越来越美妙，越来越令人陶醉，刘邦百感交集地说：一生中能有几次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刘邦心里最为软弱的地方，历来最讨厌诗人的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有了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于是他自然地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唱起自己编的歌谣：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还故乡，

安得勇士兮守四方？
   
他一遍遍唱着，和着童音，盛大的宴会突然安静了下来，满座都停止了饮酒，他们为伟大领袖的才艺所折服，为伟大领袖浪漫的情怀所感染，于是他们也和着领袖的节拍唱了起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啊—

威加海内兮还故乡，啊—

安得勇士兮守四方？啊啊啊—

在全场的伴奏声中，刘邦如痴如醉，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自编的舞蹈。他有些醉意，但心里却无比清醒，革命已经成功，同志们已不须努力！

宴会一直持续了十多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宴会场景。

是啊，是刘邦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推向了极致，刘邦以自己的潇洒形象宣告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为了更好地请客吃饭。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革命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殊途同归，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请客吃饭。真正的请客吃饭不应该包含阴谋，也不应该包含阳谋，不应该成为革命的辅助手段，不应该成为拉关系的媒介。

革命是手段，请客吃饭是目的；请客吃饭是生产力解放之后胃口的极度狂欢；请客吃饭是革命成功之后胜利者精神的极大放松。刘邦以自己的请客吃饭将革命的意义给予了界定，显示了革命家的旷达豪放，显示了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中国历史舌头革命之前，领袖们请客吃饭其无后呼！

再则，从人的角度，何必要否认呢？难道因为这革命的宴席上都是人肉？所以，鲁迅也批判革命，号召砸烂这吃人的世界，掀翻那吃人的宴席。并揭露所谓革命者，是中了“流氓+才子”的毒了，且某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以“流氓才子”自居一生，引以为傲。可见这革命家的公开宣讲与私下承认有区别，大有学问啊！

革命_百度百科

参阅：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

从“司马昭之心”，看中国人的历史观

从人的角度，谈什么是“人民”

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凹的，因为中国是凸的

笔者认为，这是法律之中的事，于情于理也属正常。详见：杨佳案,真相重于死刑  尽管其间也曾看到学者联名“刀下留人”等等，舆论中除了呼吁司法公正之外，也有人认为，“法治的思想和价值并不只体现在善良的完美的公民身上，而是应该体现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他可能是罪犯，甚至是所谓的‘人民敌人’，这个时候才更能体现出法治的力量。我们关注这个案件，是因为它能更大的检验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既然这是一个被公众认为必然是罪犯的必死的人，是否能通过清楚的法律程序，给他公正的待遇，从中就可以看到很多更加界线不清的案例将会遭遇到怎样不公的待遇。”

对此我不想再写评论！转旧文以答吧！以杨佳、孙志刚等事件的社会心理学标本价值，能让叫喊《与狼共舞》疯狂地进行原始积累，动物般地狂热地崇拜权力或财富的“肉食者”与这个千年《沉默的羔羊》时代划上句号吗？透过精神的边界，透析“肉食者”和“羔羊们”，你们就没有感受到这两个时代来临与并存的恐怖吗？在此，或许我有权提醒重看这两部世界级经典影片！因为，我们每一位都身在其中？

一男子杨佳7月1日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案。嫌犯的身份已经查明，乃皇城根长大的北京人，少年时父母离异，和母亲相依为命，其住处离即将举行大典的鸟巢不过数百米。
   　
北京人千里迢迢上海袭警，这个情节有相当的戏剧性，难免让人联想翩翩。中国最繁华执法也相对文明的两大都市，其市民享有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一些特权 ，哪怕是下岗职工，他们得到政府的关照也比别处下岗工人更好，因此凶手的北京人身份让人有些惊愕就不足为怪了。
   　
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但已有媒体披露，去年10月杨佳是上海游玩，租了辆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怀疑该车是偷盗的，弄回去审查，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从局子里出来的杨佳去有关部门讨说法，申请行政赔偿未果，故怀恨在心。
    
这个传言我觉得可信，因为合乎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北京人的行事逻辑。杨佳被冤为偷车贼后究竟受到什么屈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对于一个从小在首都长大而比较偏执的青年而言，这种屈辱感可能过于强烈，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湖南、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民工，在上海被误会为偷车贼，即使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有几个敢去找公安局讨说法？因为生活在底层的民工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忍气吞声是他们生存之道，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比如年底讨不回工资给家人无法交代或者别人欺负得太厉害，才可能反弹。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更具有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所以他才按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外地民工看来很傻很天真。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旦面对冷漠的推诿，加上成长的家庭环境等因素，便激起了惊天血案。杨佳的事和孙志刚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只是孙志刚是被害者，杨佳是害人者。和杨佳北京长大具备较强的权利意识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志刚被收容后，因为不服气而被打死，如果是个数次被收容遣送的农民工，抓进去后逆来顺受，恐怕不至于丧生。
    
杨佳、孙志刚事件是很好的社会学标本，我们通过分析解剖这两个标本会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人，他们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比如孙志刚和杨佳，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然而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常识的孙、杨两位年轻人，忽视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传统的臣民中国，在臣民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当官的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在“另一个中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多数没能像孙志刚和杨佳那样中了依法治国“毒”，习惯了恶吏欺负的他们不会为一次屈辱而去要个说法，也难因为要不来说法而杀人。对公正还有点信心的孙志刚所以才会嘴硬而遭杀身之祸，同样的原因杨佳才会怒火难平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无论如何，杀害无辜者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犯，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从社会学层面，从心理学层面，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武松受到极大冤屈，就赞成他将张都监家的所有仆人都杀光一样。但杨佳的事件也像孙志刚事件一样，也是应以引起“肉食者”深思的。对于当下愿意《与狼共舞》的大多数国人来说，也许让每一个人都会欣赏《沉默的羔羊》还早了点，但杨佳的刀、马家爵的锤、邱兴华的斧头等《沉默的羔羊》已经开始让社会上的人们领掠被鲜血染红的味道了。

另外，我还认为，当初办理杨佳案件的警察，即将他抓进局子让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警察以及在杨佳申诉时冷漠推诿的警察，也应勇敢地站出来，向被杀同事的亲属们说声对不起，“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对同事的死这些还不知其姓名的办案警察至少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如今，杨佳已去，但杨佳现象留给全社会的震撼仍在，全社会应通过杨佳，这个比孙志刚更好的社会心理学标本，反思现状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的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体系，切实保证社会的进步与安全。因为“羔羊们”本身的诉求得不到回应，于是走向犯罪的道路，这尽管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但是杨佳犯罪的确是一种极端的报复行为，而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个人患了精神病好办，但假若人们都患了精神病，那就是这个社会病了。纵观现代社会，自911以后这个《沉默的羔羊》时代可比过去那个《与狼共舞》的时代更加恐怖，甚至于可以说人类自此进入了“恐怖主义”时代或者说“沉默的羔羊”们已开始发出了“恐怖主义”的叫声！这就如同杨佳自己所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肉食者”们能正视这个问题吗？同时，也请“羔羊们”加以时日，试目以待！如不能，也请在发出“恐怖”叫声时，勿伤无辜，他们同你一样也是“羔羊”，只是沉默着！

美国《小企业时报》17日文章：我问中国人：“何为中国及中国人？ 作者：Einar Tangen

今日中国定义自身的努力，类似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独立战争后所经历的。我们所接受的典范和梦想，将我们塑造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中国如何表达和呈现其新秩序，不仅对中国及其人们重要，对世界其他地方也具有意义。

2009年将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家中国国际出版公司不久前开会讨论如何“介绍中国”，我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并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的“身份挣扎”，与今日中国的情形做了比较。

随着封建体制的崩溃，国家身份成为关键。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我们当时就像现在的中国，面临着克服对过去的不安全感，同时着力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需要。

早期的美国被视为由宗教极端分子、罪犯和冒险者——大量不受欢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人物——建立的国家。这些人的惟一用途，是在控制资源和贸易路线的全球博弈中，充当爪牙。

自称“美国人”无疑意味着让别人猜测自己属于那种不受欢迎者。甚至在独立战争后，美国仍无法摆脱对内对外的自卑感。今日中国尽管已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屈辱世纪”，但未能恢复持久的自信和国家性格。改革开放以来，对宏大计划的热情经常受挫于经济和政治变化，资本主义的引入模糊了意识形态路线，导致许多人丢弃集体主义理想转而追逐自我利益。

中国首先通过社会主义，接着是接受资本主义机制与过去的封建制度决裂。看似两种不相容观念的务实混合，造就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变化，但政治和社会结构未能清晰表达这些变化的意义和效应。

跟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相比，今日中国面临的挑战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中国需要融合有着长期文化和语言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人们。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是挣扎于历史的缺失当中，而中国则要努力筛选5000年历史并将其融入当代现实。

美国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上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出。通过他所著的《穷汉理查的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富兰克林传播了建议人们重视个人德行和勤奋，而不是他人的失败和不足的简单箴言。这些经济和社会成功的准则鼓励苦干、节俭、个人责任和自力更生，并且依次成为美国梦的框架。

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仍悬而未决。当我问中国人何为中国及中国人时，他们谈到5000年的历史文化，由许多不同地区组成的国家、风俗、方言和饮食，竞争激烈而机遇受到历史限制的地方，依赖于个人关系的社会和商务关系，顶顶重要的面子，遭遇无知领域时谨慎的必要，以及一个努力“追赶”西方的国家。

令人吃惊的是，当他们列举许多影响和因素时，他们并不想尝试定义何为中国及中国人。他们不谈论集体权益和个人和社会责任。但是，围绕奥运会、四川地震以及西藏问题而流露的国家自豪感表明，中国人有着一种强烈的中国身份的集体意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北京奥运会口号，但中国梦似乎仍在寻找作者。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不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有时也会处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接下来，他以“自觉心”对“爱国心”进行颠覆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公同管理》，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更不愿亡在所谓自己人手里……”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曾四次被国民党投进监狱，诬予“叛国罪”，《陈独秀自撰辩诉状》谈爱国如何主义：其一、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其二、爱国与执政党无关。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此前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批评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鲁迅写下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鲁迅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他在文中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则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白话诗，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爱国”之心。

《你莫忘记》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号，写成后曾送给沈尹默、陈独秀等人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但事实上是“总该不至——如此！”吗？

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并组织中国共产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再处于反复调整之中：“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否则，你们个人没有自由，国家也没有自由，你们个人没有人格，国家也没有国格！”

中国人与中国心：你莫忘记，爱国，如何主义

是啊，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走出百年误区，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甚至你会震惊发现：甲午战争之时确有中国民众视日军为王师？如，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台湾现今李登辉之流及“文革”式阶级斗争说？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这个“脱亚入欧”一直看不起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其根本不是否定爱国，而是否定“主义”，尤其针对伪爱国主义、伪民族主义者。

过去判定“中国人”是件很容易的事。但现在似乎变得很复杂、很难琢磨。四川大地震中展现的是万众一心救援施善，而“三鹿病”又抖露出要钱不要命的集体施恶；神舟载人航天能做到毫厘不差、公开透明，但一系列的矿难、滑坡、大火灾又是漏洞百出、欺上瞒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得从主义说起。所谓主义。简言之，就是极端化。手段的极端化与概念的虚拟化。文字或语言上，也就是：极言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以主义这种本身就很极端的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类社会，好就好在极端化，抽空或混淆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人等等概念，如，白马不是马。该人不是人。既可以作为对内部的思想控制术，又能作为对外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容易被伪民族主义者，伪爱国主义者钻空子。于是，杀人不再三是杀人，变成了杀猪，窃国不再是窃国，变成了“人民”爱戴。

如，最近的一件小事，有个小青年居然给老教授掴了耳光，居然还有人为此辩护，且有“挨了一个民族主义耳光”的言论登报。时至今日，此等“文革”式的民族主义泛滥，不要说外国人，就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感到莫名。

一个国家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对外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捍卫国权；对内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善待民众。

现代中国人究竟该怎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尽管全球化浪潮冲涮着国界，人们的行为方式趋同，国家对国民个人吃什么、穿什么、到哪里、讲什么、信什么越来越无法干预，但国民性却越来越成为软实力竞争的核心。

从历史上看，衰弱的中国需要民族主义，需要爱国主义。崛起的中国在需要民族主义，需要爱国主义的同时，更需要民主主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崛起中的国家，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发展民主与法制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伪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党派主义、地方主义、部门主义、个人主义等）的自我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利益集团”欺骗盛行，因为都不想受约束，也少有人去追究，于是有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假冒伪劣争先后”的现象；结果之二就是“贪官污吏”虚妄和骄狂成风，于是有了“政绩工程”、“地方保护”、“霸王条款”这样的专用名词，有了毒奶粉的扩散、遇到事故欺上瞒下和国际竞争中的屡战屡败。这种阶级斗争说与“文攻武卫”式的自我膨胀的心态不仅会阻碍中国人开辟更广阔的新景，也会降低“举国之力”的软实力发挥。

因此，笔者特别希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中国人能回顾与再塑“中国”、“中华”、“中华民族”展开思考，继续这“五四”以来的百年讨论，从全球视野再次反思“何为中国及中国人？” ，爱国如何主义？

附：“中国”“中华”考

走出百年误区，“中华民族”一词考

何时批准十年前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陈独秀：把民主主义看作资产阶级专利品太浅薄

如，中国截至9月底共持有5850亿美元美国国债，已超过日本持有的总量。美国《华盛顿日报》发表题为《美国经济掌握在中国手中》的文章指出，中国已成为拥有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意味着中国已开始拥有掌控美国经济的能力。
 
文章强调，美国每10美元的外债中，就有一美元是从中国借来的。要预备7000亿美元的救巿资金，美国必须看中国“眼色”行事。

根据美国财务部的消息，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比前一个月增加了436亿美元，总额为58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5732亿美元）。而在三年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只达到了日本1/3的水平。但是，日前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9556万亿美元（9月末统计的资料），跃居到了世界第一位。中国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收购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由于中国已可以左右美国经济，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将受到重大影响；相反，如果中国增加收购美国国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会上升，美国商品价格会受到影响。

美国外交协会研究员评论：中国目前正打算在美国财政脆弱状况，“借船出海”，让人民币同美元、欧元、日元一样，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为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日前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座上指出，应让人民币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人民币完全具有这个条件。她还表示，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同时要逐渐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给人民币持有者创造投资的渠道。（11月20日《上海证券报》）

吴晓灵作为央行前行长，国内资深金融学家，11月3日，她更是在出席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时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对金融市场发展提出新挑战，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而在未来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她的这些观点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从原则到实际却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中间需要经过许多环节，经过一些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取决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或持续坚挺，这样才有一些国家的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其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实行可自由兑换，通过这些步骤，人民币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众所周知，当前是美元一家独大，作为一种全球货币给美国及其公民带来的好处要比人们想像的多，它已将其他国家的真正资源转移到了美国。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变革国际金融秩序，实现货币的多元化。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谈了30多年，但没有什么结果。近十年来，只有欧元区的建立、欧洲货币的使用才能说是国际货币多元化的一大变化。

早在200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大胆预言：到2030年，全球将形成以美元、人民币和欧元共同支撑的三大货币格局，这主要依赖于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而且取决于三者之间合作的程度如何。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很大，而且人民币正在稳健升值，与美元、欧元叫板，也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问题是人民币缺乏的是可自由兑换，而目前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主要原因是国内金融体系不够健全。

有人说，人民币已在亚洲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是国际货币之一。业内一位专家对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情况进行了多年调研，发现过去人民币仅在边境地区流通，目前已经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区流通和兑换。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广、数量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

例，在老挝的许多地方，人民币完全可以替代本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活动中，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存储业务。事实上，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活动中，人民币早已担当起了“区域结算货币”的职责。

金融分析师认为，作为一种区域结算货币，并不等于说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国际贸易的核心就是国际金融，包括货币结算、投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整体。现在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不能自由兑换，就相当于中国的对外贸易缺了一条腿。目前人民币只是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商务交易中的货币，还不是某个国家的储备货币，因而离国际货币还有一定距离。

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就要首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区域性货币。然而，要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其立足点是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取决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而目前中国的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国务院早已确定了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再进行汇率改革的方针。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为人民币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人民币实现完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