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幽篁里，探亲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

唐代诗人王维是禅学高深的诗人。 主张做人修禅，戒妄言最要紧。具体做法，就是先隐居独处一段时间，先修口后写诗。 那年代，因言获罪的例子比魏晋南北朝少了很多；但，还是屡见不鲜。 如李白在赴长安赶考之前，写《蜀道难》一诗。贺知章读之，认为是神仙之作，李白肯定可以高举。然而事与愿违，名声太高未必好事。 容易遭人嫉妒；此外，诗中“所守和匪亲，化为狼与犲”，这两句，被朝廷认为是与官场过不去。从而得罪了高官，名落孙山。 便是人生应当戒妄言之例。

前篇博文说，佛学的五戒是基本教义，其中戒妄言，就是戒恶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说善言令人心生欢喜；口出恶言，则令人生恼， 还须自受恶业苦报。佛认为。口过有四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为人处世，要经常反省自己有无这四种过失，如有，马上改过。 两舌，即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恶口是以粗言恶语骂人，致使他人起烦恼。当然，谎言也可称之为妄言。另有一种，就是自作聪明的言论，也容易招来横祸。 就是说，与人对话，静听他人言最要紧，可感觉到 如佛的清净梵音声。而不会自己犯过。 口业清净，自有清净功德效用产生。

三国演义中，言多语失的表现很多。 大将军周瑜尤为明显。虽然天赋很高，计谋也深，但屡屡犯错误，被诸葛亮利用。 概因平常爱夸耀，好逞能，到头来事业未成，英年早逝。 周瑜死于与蜀军争抢荆州等地，因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 我们看看三国演义51回，“诸葛亮一气周瑜”就知。 我们看周瑜是如何口出狂言，要收复荆州的。 赤壁战后，周瑜对荆州，南郡，襄阳三地形势完全不明了，就贸然前往夺荆州。借着自己的余威，带兵前往蜀地，直接问刘备要荆州，行前对鲁肃说，“吾自去和他说话，好便好，不好时，不等他去南郡，先结果刘备”。 战争还没开始，就如此狂言，哪有不失败的？ 结果是赵子龙占去了南郡，张翼德偷袭了荆州，而关云长又夺取了襄阳。

二气周瑜时候，也可以看出周瑜的大意。刘备刚刚失去了甘夫人，周瑜想用计谋赚刘备到江东，然后长期扣押，逼迫诸葛亮用荆州来换刘备。计谋本来不错，然而周瑜在执行之前，就口出狂言，瑜谓鲁肃曰：“吾计成矣：使刘备束手就缚，荆州反掌可得！”肃曰：“计将安出？”瑜曰：“刘备丧妻，必将续娶。主公有一妹，我今上书主公，教人去荆州为媒，说刘备来入赘。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狱中， 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别有主意。于子敬身上，须无事也。”   你听说得多轻巧，计谋还没开始实行，就说“吾计成矣”“须无事矣” 足见周瑜的妄言，后来自然惨败。

吃了几次亏。周瑜好说妄言的性格仍然不改。看看《三国演义》56回，诸葛亮三气周瑜。 这次就让公瑾一命呜呼了。行前， 周瑜想假道伐虢。想以收复西川为名，途径荆州时，杀进城去。这本是最冒险的计划。鲁肃一听，就吓坏了。 周瑜却笑曰：“子敬真长者也。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我只以此为名，实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备。东吴军马收川，路过荆州，问他索要钱粮，刘备必然出城劳军。那时乘势杀之，夺取荆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祸。” 如比冒险计划说的如此轻巧，可见周瑜的妄言过甚。

佛曰，不可言，不可言。也就是凡是雄才大略，实施大的计谋，必须深藏不露，切不可随便吐露真言。 尽管听话人鲁肃，是自己人，但也不能如此轻言自己一定胜利。

今日博报，宋强博文，援引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的话，“我不是中国人”掌掴了“爱国贼”。我感觉惊奇，只知我们有“卖国贼”，从未听说“爱国贼”。实在奇怪。百年来中国人，有两个梦想， 一，就是举办一届奥运会，拿大量金牌，代表国家体育和经济实力；这一点做到了； 二， 拿几块诺贝尔奖牌，代表中国的科技实力和社会进步。 却老做不到。难道诺贝尔奖真与中国无缘， 尤其是与中华大陆无缘？

看到不少愤青言论，认为西方歧视中国，我想不会是这样。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都是社会主义，也拿到不少诺贝尔奖；论贡献，中国的袁隆平可以达到；若论水平，我国1965年复旦大学研制的牛胰岛素，也可以达到，但中国人总是与诺奖失之交臂。原因多方面，既有西方的歧视因素，如对鲁迅的文学作品看法等，也有自己的问题。

西方问题先不说吧，我认为，自己的问题还是不少。首先，从中国的官场文化来看，并不非常需要国人拿奖。 因为一旦拿诺奖，就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与我们的官场文化格格不入。2000年，高行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就立即入了法国籍。 他倒并不担心国内政治压力，而是文化压力太大。 你想，一个韩寒、余秋雨、李宇春都被炒成这个样子，呆在国内能行么？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间都不利，这一点无论高行健还是袁隆平心中都很清楚。反观在欧美，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普通人，只是比其他教授学者收入高一点，并没有多少人去折腾他。

其次，国人也的确不大了解诺贝尔奖的要求。 譬如，一说到和平奖，大家都以为是什么政治家，军事家，展开谈判，将一场本可能发生的大战压下来。其实不然。大量的和平奖见诸于动植物保护者，慈善事业者，护士医生等等；但根据国际要求，他/她们要不受政治干扰，不由上级提名，最好由民间组织，民间媒体提供； 而我们的国情实在做不到。我们也了解到，某些藏羚羊保护者，丹顶鹤保护者，抗非典杰出人物事迹非常突出，但民间组织的确没这样的力量提名；而官方的提名又很难通过，于是国人很难得奖；加上一部分官员的红眼病厉害，就更难了。 比方，广州抗非典时期，有一位护士事迹非常感人，她也没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但也有人说她吃过狗肉，不应提名。实在无聊，她自己都认为是谣言。

说到诺贝尔文学奖， 一般人认为对中国作家也不利。 首先是把汉语译成英语很难，要想达到当年毛选那样水准，由几十个专家来为个人翻译服务，事实上不可能。即使译出来，也远远达不到原作水准，显得不伦不类。虽然，韩少功、余秋雨的汉语文字水平可以，但请谁来翻译呢？也是问题。其三，诺贝尔文学奖，要求是流浪汉作品，第一人称作品，他们也不符合要求。余秋雨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虽然漂亮，但作者不是流浪汉，而是游山玩水的公子哥。他的小说《借我一生》表现了苦难，但文字水平又不行。 韩少功展现了伤痕文学中苦难的人们，但又不是第一人称，写的是别人，依然不行。至于韩寒们养尊处优，就更不行了。

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很难。 要求被提名人的学术观点，在国际最著名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2000次被其他经济学家提到或者被引用。在国内，实在难以找到这样高学术的经济、金融学家。

科技奖就更难。 首先，国家的科研课题非常落后，大多比哈佛、普林斯顿、麻省、斯坦佛、剑桥等世界名校的课题落后8-10年；很难选到世界级课题；其次，行政干扰也是大问题。 譬如1965年，复旦大学研制牛胰岛素成功，本可得奖，但是根据要求只能报2人（80年代之后，可以达到3人）。然而，复旦与北大一共报了8人，连领导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然被打回，此后反反复复闹了10多年，最后不了了之，被别国科学家拿走。另：国内科学家，科技领导的红眼病也是问题。尤其是同行评审课题时候，如发现你的课题很新，就想方设法把你的枪毙。 到国外去拿课题，别国当然也不愿意你来抢饭碗。 如果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抢到课题；对手也不是吃素的，他必然就抢到了官位，压在你的头上处处为难。这就是我国的科研现状。就连袁隆平那样伟大的科学家，评教授，评院士都如此困难，国内的专家们会心甘情愿地让你拿诺贝尔奖么？ 在国内，早就枪毙你的作品了。

一个字，难； 再写一个字，还是难；我国二千年文化，就这样。诺贝尔在中国的苦旅，还远远没看到沙漠中的绿洲。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无名氏 

上面一首古诗，作者难以考究，但在古小说中多次被引用。如，明代《三言两拍《今古奇观》等短篇小说中，就经常可见。诗的意思是劝人莫作恶。佛论中，戒偷盗就是劝人莫起歹心。 偷盗念起，那么欠债难逃；一经实施，必得恶报。究其根由，或众人生怨，或业障随，岂可了之？ 佛曰，一念即出，念念相对。或善或恶，未了难结。如果我们畏惧因果报应， 就应安守清净；如起心动念，恶意必然彰显。 即，世上没有偷盗不被人察觉的。即使被盗之人不知，那么盗窃者的妻子、兄弟、朋友，可能也会感觉得到。即使大家都不知，老天也知道，让你自己或家人倒霉，让你生病折寿等等。 何来此言？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得到不义之财，等于在十方法界中“签署”了欠条。那么，他所有赃物都被印上邪恶印迹。由此阐明，再大的盗贼也难发财致富，且留下横祸相随、恶报不断之后果。个人业障甚至牵连下一代。 其他偷盗行为，如掠取知识产权，骗别人情感等，都与偷盗财物，果报相同。

三国中，偷盗主要表现为使诈，最明显的描写，就是曹操指派蒋干到东吴刺探军情，蒋干被周瑜利用，趁瑜 “熟睡”之际，将一份诈骗文书盗去江北曹操部。 文书谎称“作为内应，取操首级，献交东吴云云”。操一时大怒，立斩蔡瑁、张允两位水军头目。事后，又发现自己中计，叫苦不迭，难以吭声。不过，一方面虽可看出曹操疑心过重，另一方面也可得出曹操未必全错的结论。 蔡瑁张允虽有丰富的水战经验，不过，两人从荆州刘表那里主动投降过来，表现出对旧主极度不忠，留下终究也是祸患。 杀之，虽有些可惜；不杀，万一投降东吴，则麻烦更大。

三国中，无论孙权，刘备还是曹操，都特别憎恨不忠者，如吕布、蔡瑁、张允、孟达、魏延即是，下场一律死无葬身之地。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坚持把“忠”字放第一位，认为不忠之人比盗贼更坏。虽然，曹操和刘备的部下，也都有从敌方投诚过来的，我们关键要看属那一种。原先忠诚旧主，后走投无路，经反复劝降而投降新主的，不算奸人；而那种赴炎趋势之小人，主动背叛旧主，才属奸人之列，下场必遭殃。黄忠，张辽属前者；而蔡瑁、张允恰恰是后者。

也许有人问，为何蒋干的下场并不差？不但一次次得到重用，也没见到曹操处死或放逐他？我想，书中蒋干不能算真盗贼，恰恰是周瑜的欺诈和曹操的阴险，演出了这一幕偷盗戏，蒋干只是欺诈行为的执行者而已，实际同周正龙差不多。真正阴险的家伙，躲在后面，的确不得好报。事后，曹操的大军很快灰飞烟灭，而周瑜不久之后，也死于诸葛亮的使诈。

另外一个明显的偷诈案，见于刘备诸葛亮盗骗荆州。荆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北军大部队过长江多选荆州，也就是今日武汉上游一块。历代都有得荆州者得天下之说。占住荆州，往南，一马平川下江南；往北，可以直取洛水上北方； 不过如此要塞，要守住，实不容易。 三国演义的大半章节就是围绕荆州的夺取进行的。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说占了天时，有名分；东吴为夺荆州也经历了3代，也有道理；尤其是赤壁之战花费全国一半以上财力，眼看到手之际，被刘备骗走，当然窝囊。 刘备诸葛亮仅仅是在赤壁之战后，利用东吴打扫战场，调整修养之机，用盗骗来的兵符夺去的， 几乎不费一分财力，岂不太易得手？ 连刘备自己，感到如此轻易的夺荆州南郡，实在没多少理由。 不好意思，只好谎称暂借。 诈骗方法五花八门，如哭赖、欺哄，讹诈，武力据守，等等，方法千奇百怪，手段层层出新。一时谎称找到南方地盘安家就走，结果夺得了大半个湖南还是不动； 后说，找到西川作根据地就走，成功后还是耍赖；眼看夺取汉中还不想搬。东吴周瑜鲁肃诸将，被活活气气煞，郁郁而终。长达8年，荆州一直就被刘备耍赖占着不动。

然而，天下事总有个道理，。骗来的荆州总有疏忽的时候。就在关羽两面受敌之际，东吴吕蒙就悄悄的偷袭荆州，利用守门官贪心，夺得了城池。后杀了关羽，引发了吴蜀之战。最终形成的三国鼎立，才是真正按谈判的边界划分的各自地盘。可见，任何不义之财，终归失去。便是恶念有恶报的佛理使然。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杜甫      每当读起这首杜诗，心中就特别畅快，就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气，想到杜甫“白日欢歌须纵酒”的情怀，似乎自己也沉迷其中。 不过说句实话，自己并不嗜酒， 除周末和节庆，一般不沾杯。 尽管中医说，适量饮酒可活血化瘀，通筋活络，对健康有益； 尽管现代西医也说适当饮酒好，但我的酒兴始终提不起来。

根据西医近年来的研究，适量饮用红白葡萄酒有益健康，纷纷扬扬的说法可见诸各种报刊和健康杂志。 然，佛家理论是反对饮酒的，且把戒酒作为佛家五戒之一。五戒就是“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饮酒被放到“持戒”的最后一条，我认为就是小戒。 一般修禅者心中也清楚，但他们认为，这样的持戒只对出家人有约束， 对在家修佛而言，并不存在这类犯禁。譬如，诗人李白杜甫也喜好参禅，但终日写诗，须臾不离酒。  

佛如何戒酒？佛曰，“饭善人千，不如饭一五戒者”。根据这样的理论，给一千个好人饭食，还不如供一受戒之人生活。佛为何如此言？ 我想，大概他认为酒、色、财、气不仅伤人身体，同时也容易误事吧。 翻开一本三国可发现，章章都有饮酒的描述。开张第一回“宴桃源，刘关张三结义”，马上就出现酒宴场面，紧接着，张飞鞭打督邮，也是酒醉后的行为。到最后一章，司马炎统一魏蜀吴三国，饮酒才算完。再次读后，又发现三国中的饮酒，很多描述都造成不良后果。于是，我认为此书强烈阐述了佛的戒酒论。与红楼梦饮酒写诗不同，与水浒传饮酒作乐也不一样， 红楼梦并没提到饮酒坏事，水浒虽有这样描写，总体上说不多。而整本三国，酒宴后，灾祸横生的场面屡见不鲜。

譬如，三国中几位作反面人物描写的英雄，大多把酒与淫乱，酒与杀生联系起来；从而酿成大祸。最鲜明的描述就是吕布嗜酒贪色，最终名丧黄泉。三国演义第19回，“吕布乃日与妻妾痛饮美酒，因酒色过伤，形容消减；一日取镜自照，惊曰：“吾被酒色伤矣，自今日开始，当戒之”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大英雄在下邳终究还是屡屡犯禁。最终累到睡着，被部下捆绑，送交曹操，缢死白门楼； 而操自己，也有饮酒贪色的描写，如三国演义第16回， “一日操醉，退入寝所，私下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于是操侄儿曹安民将张绣之妻邹氏带到，“操见之，果然美丽。就问，“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邹氏拜谢，是夜，共宿于帐中。 此后，曹操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张绣家人密报绣。绣怒曰：“操贼辱我太甚！”便请贾诩商议。

果然，张绣暗中要杀曹操。一夜突然发作。操惊醒，只好“急骤马冲波过河，才上得岸，贼兵一箭射来，正中马眼，马扑地倒了。操上马急奔。曹昂却被乱箭射死。操乃走脱。” 由此可见，即使像曹操那样德高权重的宰相，如果贪恋酒色，也会招致大祸。 第48回，“宴长江，曹孟德赋诗”描写的是赤壁大战前夕，本应谨慎行事，不让对方摸清底细。而操却在江边大摆酒宴，吟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到这个时候，曹操还要大摆酒席实在不明智。虽然不少军事专家说，大摆酒宴是为了迷惑东吴，但我认为。如此大的战争，涉及几十万人马的损伤，怎么说都不能如此张扬。毕竟不是座山雕的百鸡宴。果然，操酒后杀人，坏了宴兴。 其他人诚惶诚恐再也不敢提意见。再过几日，东吴周郎就发起了火攻赤壁。曹操大败，几十万军马灰飞湮灭。

三国演义中，总是把“五戒”联系到一起，嗜酒，要么就贪色；要么就动怒，要么就妄言，要么就偷盗（见，群英会蒋干盗书信，反而中周瑜之计）。张飞，就是酗酒的名例，从鞭打督邮开始，就每每描写他饮酒动怒的场面。第十四回，写到他饮酒贪杯，丢失了徐州，闹得关张二位兄弟不合，玄德的唯一根据地都丢失了。到了第81回，为报关羽被害之仇，翼德整日饮酒，打骂士兵，最终被自己的士兵所杀，割下首级，送交东吴。

如前文所云。一本三国演义把佛道描述的绘声绘色，虽不提禅佛二字，但禅学的理由尽在书中，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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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读博报，余风慧文，谁对美金融救市投下反对票。此文援引新华网，9月29日，布什提议7000亿美元救助美国金融市场，遭到众议院否决，日前，布什的救市资金提高到了8500亿美元。明明7000亿美元都通不过，怎么反提高了呢？当然布什心中有底。那就是有中国支持。有中国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他全能对付。

9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表示“中国持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债券的第二大持有者（第一是美国本国），已经准备好在全球救市举措中共同努力，为度过全球金融市场危机而努力”足以看出，我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救助美国金融危机的决心。然而，在网友评论栏，绝大部分表示疑虑和担心，甚至很多网客认为不应当救市，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潜在敌手，为什么要一马当先呢？目前各国表态都不明显，甚至幸灾乐祸。那么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救治美国华尔街呢？

我们先看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由来吧。 我们知道，美国从来就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60年代的登月，70年代的计算机研发，80年代的软件和网络，90年代的基因和网络，都创造了一个个神话，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点。 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笔贷款发动经济战争的。也可说，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贷款经济模式，消费在前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确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然而，到2000年之后，美国再也找不到那样的兴奋点了。此时，华尔街财团们就冒险进入房地产，同一般国家一样，只是贷款更多。 06/07年度，房地产信贷高达5.2万亿美元，占全年度的50%，而消费者因伊拉克战争等因素，无法消费如此高昂的房地产，于是引发了这场震惊全球的次贷危机。

现在，我们进入正式话题。 我们该拯救华尔街么？ 我想当然应该。我们知道，中国购买的美国债券最多，高达5700亿美元，尚不包括中国企业购买的美国物业。 美国经济一旦垮台，俄罗斯开心了；日本虽然跟着损失，但他正好报10年前一箭之仇；欧盟会暗暗高兴。只有中国血本无归。 因为, 只有中国经济同美国结合最紧密，沿海地区无数的企业靠出口美国为生。 美国经济垮台，资金雄厚的日本还可吃几年，而依靠美元购买材料，加工出口的中国，的确是难以为继的。 这就是中国救市的根本动机。

由此看来，我们绝不希望看到美国深陷危机。 那么美国经济繁荣呢？好么？ 实际上，繁荣的美国经济对中国益处也不大，我们应当了解，美国毕竟是高档消费的社会。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主要还是购买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商品为主；而贫困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才重点消费“中国制造”产品。 到经济危机时候，通货发生剧烈膨胀，大量人员失业，此时，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就转过来消费“中国制造”。 那么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 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而一个半死不活的美国对中国商品最有利。  如此一来，美国的现状就是对中国最有利。美国市场上，中国商品约占18-20%，平均价格为日本、欧洲的40%，如果中国救市，美国经济就不会恶化，同时还有一定的资金消费廉价中国商品，这就是我们挽救华尔街金融的根本目的。

从更长远的看，中国商品价格虽然只有欧洲日本的40%，但是劳动力工资则更低，这样也就能够长久保持，一种对美顺差的局面， 维持一个强大的美国进口市场，的确需要中国救市，这也是符合双方最终利益的。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如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      这是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诗。 王维喜好参禅，诗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据台湾佛论作家林清玄解说，就是种何因结何果。 前篇博文提到，刘玄德竭精殚力，也无法挽救蜀国危亡，就是因果报应的问题，盛极必衰的趋势。此文，则从另一个方面讨论因果报应，那就是自己的业障，必有业障报应。也就是种何因，得何果。佛云，种如是因，结如是果。

在这方面，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酣畅淋漓。且先看曹操。诸位所知，曹操生平最爱算计别人，骗袁术，火烧乌曹粮仓，把袁军烧得大败而逃；战吕布，则水淹下邳，让吕奉先梦中灭亡。作为报应，曹操自己也遭遇如此打击。博望坡和新野，被诸葛亮烧得人仰马翻；在赤壁更是被周瑜烧掉几十万大军，元气大伤，到樊城，手下干将则被于禁，则被水淹七军；从此无法统一天下，形成三国鼎力局势。再看周瑜，也是一样，他也很会算计对手。群英会算计蒋干，让他传假口信，使得曹操过早丧失两员得力水军干将；此后，在赤壁，使用连环计火攻曹操，烧得曹军片甲不留。

那么周瑜自己呢，因犯下过重的杀孽，几乎遭到同样报应。也就是被诸葛亮算计，屡屡吃亏。 赤壁战后，被诸葛亮算计，先丢南郡后失荆州，江南又被骗去大片国土；到了柴桑，想拘禁刘备，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被诸葛亮三气而死。 诚然，我们知道，历史上并无三气周瑜一事。罗贯中如此安排小说情节，就是想凸显因果报应的佛理。那么诸葛亮呢，是否天下无敌？是否可逃脱因果国报应这一循环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遇上司马懿，也算碰到克星。所谓山外另有山，一物降一物，也就是循环因果报应。不同的是，司马懿与周郎不同，采用龟忍术对付。也就是忍而不发，静观待变。符合辩证法，当然也符合我们说的佛理。

佛云，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 也就是说，司马懿善于观察任何变化。譬如诸葛亮策划孟达造反，就被司马懿察觉而破获。 佛曰，心不动，万物亦不动；心不变，万物亦不变；

司马懿深通佛理，在于龟忍术用的十分得当。 无论诸葛亮怎么挑战，他总是避战，静观待变。 阵前叫骂不听，女人服羞辱不睬，火烧大山躲过；策划孟达谋反，被他识破。 诸葛亮也实在无计可使，只好屯田备战。 而此时，司马懿则发现了诸葛亮的破绽，那就是作为臣相，他既要顾及朝廷大事，又要考虑军务，身体必然拖垮；久后必然生变。果不其然，长期的忧虑，他沉疴不起，终于一命呜呼。 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司马大胜班师回许昌。当然，历史上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手次数并不多，也并不是被司马懿气死。作者如此安排，也是要表现因果报应。

我们感到最奇怪的还是关羽张飞两员猛将。关羽，使青龙偃月刀，刀刀取人首级，他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都是一刀取人首级。到他败走麦城，被东吴吕蒙擒获时，同样是一刀被断了首级，献给曹操； 张飞一样，惯于使用丈八长矛穿人咽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到后来，吴蜀之战中，自己也被手下用匕首刺穿咽喉，送交东吴。

当然，历史上的张飞的确是被东吴奸细谋害，但并不一定是用匕首刺穿咽喉而死。作者如此安排，就是要表达佛理安排，种如是因，必结如是果。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贾岛。  此诗是孩提时候，读到的一首唐诗，当时仿佛懂了，其实并没真弄懂。 伴随大半辈子，直到今天，才算有些明白，那就是一切都不可以执着。读书写书都一样。

当今国内，自易中天大师发表《品说三国》以来，文坛起一阵品说之风。品说水浒，品说红楼，品说聊斋，应有尽有。然而，在我看来，只有易大师的“品三国”可望著之于竹帛，其他品说者，难也。 易大师大概从说书家刘兰芳处获得灵感，或者从说岳，隋唐演义等处获得真谛，未尝不是。最重要之处，在于他的创新。西谚云，第一个将美女比作鲜花的是诗人；第二人如此比，勉强可算文人； 第三人还如此，就是俗人；西谚又云，胆敢第一个吃螃蟹可算英雄，第二人敢吃，好歹也算狂徒，到第三人，同我等一样，只能算平常庸人，毫无区别。 那么，轮到我写品说，岂非就是“凡人之下，庸人之列”？非也。我之写作不同于前辈，在于他们皆用儒家观点品说，也就是“礼信廉耻，忠孝节义”的观点。我今不然，站佛学观点品说三国人物，大概可算开山之举。虽未敢言著之于竹帛，但作为佛界，文学批评界，写作的一项尝试也未尝毫无意义，我认为。

在浩如瀚海的佛理中，我以为，先从因果报应着手。佛云，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又云天道循环，前生后世。因此，因果报应之说，历来是修佛之人，首字要明白的，是佛理中之佛理。目前，也是国内高校哲学专业，正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们看到，不少政治人物生前风光无限，作恶多端，死后孽障延及子孙后代。亦有不少商家巨贾，敛财无数，到头一场空，或被罚没，或被他人骗取，或被子孙挥霍无遗。最终看见的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厚厚的一本三国，源于历史家陈素的基本写实，源于作家罗贯中的逼真描述，源于民间出神入化的口述，也源于大明朝佛学的熏陶。那年代国中遍设经坛，讲经论道。若论佛道之深，我以为，可比东海之深；若论佛道之浅，亦可比为池边溪水，清澈见底，汨汨流淌。

先说刘备吧，此君出身尽管寒微，但也是中山靖王之后。长久胸怀天下大计，一心想光复先汉（西汉）之繁盛，追慕祖辈之文治武功。为此奔走天下，遍访英雄以及良臣武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成功。他访到关羽，张飞，诸葛亮，庞统。赵子龙为他卖命。且通过诸葛妙计，关张赵神勇，又逢刘璋、刘表、刘牧，诸君懦弱无能，而得到天下三分之一。 然，好景不长，蜀汉建立不过两年，因战败丧失二弟，自己也积劳成疾一命呜呼。临终前白帝城托孤。此后，诸葛臣相竭精殚力辅助幼祖。然而，六伐中原而不济，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就是天道。

如众位所知，星光灿烂的大汉朝，曾是世界第一王朝。其文治武功，物华天宝，让人叹为观止。高祖神勇盖世，文景二帝创下业绩辉煌； 汉武大帝，更是天下英豪，荡平海内外，从此天下归心。然，历经二十余代就完全衰落了。书中描述，全国各郡、州、县都是刘家之后，作为王爷，他们腐败无能，遍设酒池肉林，惹起天下苍生极度不满。于是豪强四起，刀兵不断。也就是说，天象已尽。这时即使有100个诸葛亮，也无法挽回汉代颓势走向灭亡了。这就是盛极必衰，天道循环的道理。也就是因果报应的第一层。

又是一个九一八。 年年都有九一八。

抗战纪念活动。鸣汽笛，看展览，新闻联播，抗日电影播出等等。但，今年没有了。主要是为了中日和平，为了亚洲和平，也就是为世界和平。奥运年更加如此。

多年来，网站上，我看过不少有关九一八的材料，政府立场就是号召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中日人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啊等等；而民间说法，就是要提防日本，说军国主义野心时时都在，危害很大等等。道理，我认为虽然都有，但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还没有真正总结教训。对日本来说，教训当然就是任何时候不要搞军国主义，玩火必然自焚；对我国来说，应当总结那些外交军事上教训呢？ 媒体上似乎很少提到，或者讲得含含糊糊， 笔者翻阅了大量海内外材料，得出几条看法。那就是在强国强军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外交的防范, 有三条特别应当引起注意：

 1： 任何时候，决不指望以夷制夷。   在九一八之前的几十年，对于日本的野心，民国政府当然也看得清楚。所谓田中奏折，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谓支那圣战，也都见诸于报纸，但是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过份依赖日本，来防范俄罗斯，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本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已割让台湾，北朝鲜那块原属清政府管辖地带，也让给了日本。但面对沙皇俄国的入侵， 清政府不是起兵积极抵抗，而是希望借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抗沙俄。于是，几十万日军一窝蜂开进东北。在南满北满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其实，无论胜负，毁坏的都是中国的财富，更致命的，让日军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地形，几乎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利用日军对付政敌，那就更愚不可及。 直奉战争中，奉系张作霖就多次利用日本军力对付直系； 声称是以夷制夷。尤其是在东北军发生内讧的时候，张作霖引进日本军队，对付叛军郭奉孝，简直就是引狼入室，荒诞而危险。 诚如将八尺大汉引入自家女儿的闺房，又劝他不要有邪念，那样荒诞。至此，日军也就再没回去过。张作霖原以为，骗一下日军无事，用南满铁路的管理权作为诱饵，到时可以反悔。却不知自己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2。 任何时候，绝不可拿原则作交易。九一八之前，正值中国建设的黄金10年。国内建设急需资金和技术人员，于是，对技术领先的对日本一让再让。  比方在1906年（光绪32年），成立满洲铁路局，由于清政府拿不出银子，也没有技术，就答应将铁路管理权，交付日本使用为期10年， 由日本派出工程师负责实施。 于是，日本将大批工人、技术员、各类失业侨民统统送来中国，大城市几乎就成为日本的领地。九一八发生后， 全国军民要求抵抗，而这时的日本政府，就一再用贷款来压民国政府，不得抵抗。 当时，浙赣、胶济等铁路正在使用日方贷款。日方声称 如国人抵抗，则停止对华贷款，撤回技术人员。同时，他们再次欺骗民国政府。 只要我方不抵抗，他们可以考虑增加贷款。日方只要南满铁路使用权，并不想中国的土地，诸如此类云云。这样，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感觉进退为难，主和派声浪也高了起来，于是就一再压东北军，不让抵抗。  由张学良出面，告诫下属忍让，所谓君子报仇，10年未晚等等。 这样一来，日军的气焰反而更嚣张了。

3.  任何时候不可放弃台湾或北朝鲜。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放弃了台湾，是最愚蠢举措。作为战败国，割地赔款本也无奈， 但日方可以让清政府选择割让胶东还是台湾。 日后看来，政府应当宁可放弃胶东也要保住台湾 。因为即使丢失胶东，军事上收回来也不是很困难； 而丢失台湾，对于海战能力很弱的国家而言，就是百年困惑。同时，北朝鲜地位也很重要，民国政府也没在意。 过去几百年，从明代起，南朝鲜，也就是高丽国，几乎就是日本的管辖地； 而北朝鲜，也就是所谓高句丽，历史上则是中国的保护地。高句丽在汉代之前就是中国领土。也就是北起漠河，南达平壤的整个东北地区。到东汉年，东北建渤海国，高句丽则与渤海国分开，但依然属于管辖地。此后与我大唐，大宋都是分分合合。合的时候，是一国，分的时候，也属中国管辖。甲午战争之后，由于高句丽的李家王朝投靠日本，清政府只好撤军。不过日本当时也并没有占那一块地方，只是让他中立。

到30年代侵华之前，大量的日本警察就借朝鲜居民安全问题，进入了北朝鲜。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前夕，日方以万宝山争水事件为由，直接派警察封锁了中朝边界，并把中国居民赶出所有边境村庄。至此，发动九一八的条件，就非常成熟了。军事上尽管日军只有7万。而东北军有30万，但所有桥梁，隧道，仓库，车站等要害地带，几乎全在日军监控之下；而东北军，尽管表面上管理宽广的地域，实际上要害之地却落入日本手中。 真打起来，东北军也会吃大亏。万宝山事件之后，朝鲜实际就归日本掌管了，关东军也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心想，万一战败，也可以非常顺畅的从北朝鲜离境 。拿下满洲万无一失。

至此， 我们可以断言，丢了台湾又丢了朝鲜，中国的门户就全部洞开。中方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了。

因此，我认为，九一八事件的真正导火索应当是万宝山事件，而不是柳条沟事件。 同时还认为，今天我们泛泛的议论九一八事件，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关键的，就是自己要有不断增加的国力，还要有清醒的军事和外交头脑，才能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最近，凤凰博报刊登了两篇观点上，针锋相对的文章，作者大概都有一定的背景。一篇就是吴敬琏写的“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一篇，则是人民日报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我们知道，如果接受了业已存在的普世价值观，那么国家必然就要实行政治改革；如果不承认所谓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那就只好继续照现状走下去。

我们应当听 xx 日报的，还是听国改办的声音呢？

我认为，无论面对多大的权威，首先都要按最符合人民利益，最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来考虑问题。 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先看看人民日报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按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观点，批判“永恒的道德”“永恒的真理”。这让我们这代人想起，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批周公，也把恩格斯《反杜林论》搬出来学习，实际上是针对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整顿改革路线的，意思是革命应当放在生产的前面.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小平的整顿与改革。我想恩格斯在地下万万没想到， 他的这本著作居然有这么伟大的感召力。我们知道，《反杜林论〉这本著作， 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体现在《资本论》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里面；哲学观点，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在《自然辩证法》当中。针对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先生在《哲学的贫困》问题上阐发的个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应当是两种学术观点的争论。

杜林认为，人类社会有些观点是通用的, 如“博爱”，“除恶扬善”等等，恩格斯则认为，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没有脱离阶级，脱离历史的“道德”与“爱”等等。 这在西方社会，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已。

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则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针对当前大量的企业集团纷纷将资金外移（如汇源果汁准备卖给可口可乐），针对贫富不均的现状提出来的。他认为应当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就是首先从法律上，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也就是普世价值观；进一步，则将私人企业转变成私人财产。同时在法律上，也让私人企业承当一定的责任。譬如, 在国内的盈利，必须保证80%的资产留在国内（事实上澳大利亚，北欧某些国家也有类似政策），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处理。 譬如，新加坡就规定，任何科技人员无论移民哪个国家，都不许放弃新加坡国籍，目的是为了留住本国人才。

吴敬琏是一位很优秀的经济学家。 香港的郎咸平，张五常，丁学良等经济学家曾多次说过，大陆只有5个经济学家。 不过吴敬琏似乎就是其中一位。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有一定的根据。 那就是通过谷歌，雅虎等大型引擎，在全世界200余种期刊（金融、经济、税法、证券类）上，根据人名、观点的出现率，也就是个人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程度，搜索出来的。 因为在海外进行，具体人名当然保密，据说，吴敬琏排在第五位。就像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第八个是铜像》那样，老人不顾自身安危，也要考虑自己的国民前景。

也许，我的解释不是太清楚；但是比X 日报的观点，大概还是清楚的多。大家认为是么？

在过去半月，看到不少名人逝世，起先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然后是老作家魏巍，之后是前国家领袖华国锋，他们几乎都是87-88岁。这使我感到奇怪， 那么了不起的名人怎么也很难过90岁？  他们的死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无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中风。在80年代之前，世界心血管新药未出来之前，名人大多活到75岁。从80年代开始，名人尤其是作家，活到88岁也就是很不错的了。不过，2500年前的孔子、孟子也能活到73/84？老子的年龄查不到， 但是79岁的说法比较多，也就是说99%的人口。不可能超过90岁。只有1%的人口可以突破90；0.1%的人口可以活到100岁。

广州医学院钟南山教授曾在广州日报撰文，说人类疾病死亡85%，是因呼吸道梗阻；然而，中山医心血管教研室也在羊城晚报撰文，心脏病死亡占人类70%，广州肿瘤医院也有文章，则说肿瘤占人类死亡率的40%；另，广东省人民医院神经科撰文，人类死亡率有80%是脑梗阻。这些说法那一种是正确的呢。分开来看，当然有矛盾；但是综合起来分析，也可以说都正确。但我认为，脑梗阻当然最危险。心肌梗塞只要抢救及时得当，可以化解；肺梗阻也一样，也是因为肺心病人的心梗，造成的肺梗阻。而心梗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脑梗阻。这就不容易对付。

那么对付脑梗就成为我们普通人要时刻注意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防止动脉硬化是首要任务。因为动脉在脑部一带，非常薄弱，（只要我们参观一下医学院解剖室，就可以看见全身动脉脑部一处，最为薄嫩）如果在那一块形成梗阻，就很容易中风；也就是 1:形成脑溢血（血管破裂）；2: 或者脑栓塞（血液难以通过，或者说通过非常缓慢）。如果在脑干神经部位溢血，很容易造成死亡，因为脑干神经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的呼吸心跳中心.。此外，即使不溢血，对患有肿瘤或者是肺心病，心梗病的老人，都很容易因脑梗而迸发各种症状，难以救治。我们知道，大脑神经传递出来的介质，活跃在全身各处。脑梗造成的中枢神经发出的信号，变得非常微弱。是造成心脏骤停的直接原因。有时候，医生抢救危重心脏病人时发现，病人心脏时跳时停；这种情况大多与脑梗未清除有关联（中华医学04/03）。那么，对一般老年人来说，防止动脉硬化，尤其是脑动脉硬化，就意义非常重大。除加强运动，改善脑部供血，多吃青菜水果降低血浓度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病理学，2004，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过，最近20年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老年人除了加强体育运动，改善全身营养之外，还要保证大脑充分的供血，才能延缓脑动脉硬化。因此，经常写作，下棋，练书法，做科研课题，对于改善脑部供血，延缓脑血管的硬化进程，是肯定有意义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家，思想家，科学家，大多比较长寿的原因。古代的数据查不太清楚，也不是非常可靠。但是我们看看清代就知道，乾隆皇上爱写诗，共发表诗词1万4千首；他活了89岁；与他同朝的纪晓岚，刘墉，朱圭都完成过上万首诗词。在人生70古来稀的年代，他们也都活到80岁以上。分别为，86，83，81岁。

我们再看看20世纪的思想大师，寿命同样很长： 泰戈尔82； 萧伯纳94； 丘吉尔92；罗素98；毛泽东83；邓小平93； 杜威93 ；爱因斯坦76， .....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 山”，每当我读到李白《庐山谣》这一节诗，心情总豁然开朗，仿佛自己也在高山极目远眺。欣然中想到中国的文化人，如果大家都有李白那样的开阔心胸，该多好。那么，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文人指骂余秋雨了。不错，秋雨红了发财了。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他的身价被定为3个亿 （能否实现且不管，但至少是对中国文化人的一种认可）。文化人当中，尤其年轻一代，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幸事，意味着自己将来某时候，也有可能发财 。另外，我们也应当看到，余秋雨之走红，并不是人们想像中那样容易的一件事，除了吃苦，也还需运气。所谓运气，在我看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元素的巧妙搭配天然合成，加上个人勤勉，悟性超高，才可望登上事业的高峰。

首先，从天时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宣告了伤痕文学从此跌入谷底 。此时，新时期文学创作进入了所谓“反思阶段（洪子诚）正当国内需要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时候，他拿出《文化苦旅》上市，真如天降甘霖。 而那时，国内伤痕作家大多停止写作，坐家观望。除季羡林、王元化、金克木等老作家写了一些散文外，其余作家就很少动笔了。文坛上，零星地活跃着“二月河”等几个写古代人，说古代事的小说家。完全可以说，他的《文化苦旅》正当其时，无论早5年还是晚5年，都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如果早5年，必然淹没在伤痕文学洪流中；假如晚5年，也会沉积在反腐小说图书堆里，无法崭露头角。另外的运气，就是九十年代初，国家出台了图书价位新方案。不再按文革前的“字数定价”，书行可照实际销售额提成35%，《文化苦旅 》恰恰这时上市，首批定量就达到8万册，结果一销而空（零售20元，批发价15元）。按规定提成，的确他应该拿到40万。

其次是地利。秋雨工作在上海。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这里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书刊发行量仅次于北京。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往返京、沪两地，每月数回。他行走于两大城市书行之间是其他人难有的机会。此外上海北京两地高校众多，大学生新书的信息交流很快，销售也快。还应看到，上海毗邻江浙二省，下江地区历史上就是读书空气最浓的地方。恰恰是热情的书迷，成全了他的大作家之梦。

其三，“人和”也是成功的秘诀。秋雨在成名之前，就深得老一辈作家好感，从他那些回忆录似的散文间，我们可以看到，他长期拜访矛盾、巴金、王元化等老前辈，收益良多。譬如他提到，那些戏曲性的散文就得到了王元化夫妇的指点，那两位老前辈恰恰是我国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现代文学史上，王元化与钱钟书齐名，早在50年代初，文坛上就号称“北钱南王”。到九十年代，巴金虽然老了，但是他的女儿李小林，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给他提供过很多建议，书商们之所以看中《文化苦旅》的销量，也因为不少文章出自《人民文学》与《收获》等著名刊物。

 如果要说余秋雨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艺术成就，则可谓见仁见智 。 在文化人看来，相比近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鲁迅，徐志摩，周作人等大家，相比三十年代朱自清，戴望舒等散文大师，当然还有差距；如果同现代文学史上的汪曾祺，阿英等散文大师比，则可以说各有千秋。不过，汪曾祺与阿英，生不逢时，从中年时代到老年，就一直生活在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天才般的想象力被压抑了。汪曾祺那些散发出西南小镇上牛肉香味的散文，大部分人并不知晓；而阿英的《夜航集》人们更加不清楚，散文中飘出的茶香味，可以同周作人的“苦雨斋”相比，但又有几人知道呢？  只好永远埋没在故书堆中。历史只能成就余秋雨大师一人，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余秋雨创造出了一种戏剧性散文，也是有意义的。他用王尔德似的背景台词方式，撰写山水人物，也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面对众人对《文化苦旅》的责骂，秋雨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在《山居笔记. 苏东坡突围》中，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不害怕。“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查颜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周围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踹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 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显然，他把自己比作了苏东坡。把《文化苦旅》比作“赤壁赋”。至于有人问，说他的散文中出现一些历史错误，怎样解释呢？公开场合他决不回答。私下则说过，“这是中华文化圈，任何时候你一旦认识几条错误，就会有人给你找出几十条，几百条。你永远就不要生活了。在西方，一个人肯认错，说明他的伟大。中国人一旦认错，就会有千万人踩着你，非要踏死为止。毕竟散文不是国学考据。

                 （写于7月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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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多年，中国文坛上的文人们互相中伤，沸沸扬扬的指骂案例，不胜枚举。 这期间，只有两人是遭骂最多的； 一个就是鲁迅，从二十年代中叶起，直到逝世，骂声没停止过。 另外一人， 就是我们的余大师，余秋雨了。针对他的笑骂声，甚至声讨声似乎从来也没停过。 骂鲁迅，人们可理解，因为他喜欢骂人： 从骂胡适算起，章太炎，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周扬、田汉、阳翰笙等作家戏曲家，似乎全被他笑骂过，甚至连京剧演员梅兰芳，地质学家李四光都没放过。 鲁迅一生骂人出了名；自己遭人骂，大概也算正常。 可我们的余大师，性格极好，从不伤害任何人，却不停地遭到奚落和笑骂，就令人感觉奇怪了。

除了大量网民之外，责骂者也包括北大、复旦、中大教授等。其中声讨最严厉的当属作家余杰， 指责他是文革余孽，说就是文革中的石一歌，上海市文革批判小组重要成员。曾在《学习与批判/1973》上面撰文，写《胡适传》, 攻击过五四文化大师，诸如此类云云。 印象中那时自己还小，不过这篇文章也读过。说胡适学问不好，50多名公费留美学生中，勉强考了倒数第二名，（事实上他是32名，赵元任第2名）；另外就是崇拜美国，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见费城的汽车那样多，几乎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真假难辨。   但胡适也的确说过，“承认我们万事不如人”。胡适还提到，“虽然，追随美国杜威不算好汉，但是被马克思牛克思牵着鼻子走， 也不是英雄”。在今天看来，这句话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其他的，就记不清楚了。 对文革余孽这样的指责，秋雨当然是否认的。

我们这代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北京的梁效写作班子，是以迟群谢敬宜为头，班子主要成员是来自北大清华的教师（助教讲师为主，梁效就是两校的谐音词）。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中大半人后来成为教授，也有的到了英国牛津，美国哈佛、伯克力等名校； 还有的，后来到了香港和新加坡大学； 而石一歌这个写作班子 （以马天水为头，复旦，华东师大，南大教师为主），后来也差不多成了教授和其他名人。文章是集体项目，就算余秋雨是执笔起草，或者参与了部分写作，也不算什么大错。那年代，谁都能以自己进市县委文工团，或者写作班子为荣耀的。

那么文人为什么特别厌恨秋雨先生呢？我接触过大量文化人，几乎没人说他文章写的好。文学院教授们和作家们似乎一致认为，说他好的，大多都是不懂文学的门外汉。

原因何在？ 我认为，这里大概包含两条因素： 其一，就是印象；其二就是嫉妒。 我们知道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文人应当个个像谭嗣同、秋瑾、鲁迅、朱自清、陈寅恪那样的铮铮铁汉； 或者像白桦，张贤亮等遭受摧残的作家那样，脸上长满饱经风霜的皱纹，至少要像巴金那样的“代表良心”之类的作家。 不过，定睛一看，又有几人能真正能够做得到呢？ 况且巴金自己也承认写过无数的交代材料，把同他来往的人，都揭发了一遍，其中包括最有名的文学、翻译和戏曲大师，认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有自己的罪责。 他的《反思录》就是责备自己。 那么说余秋雨代表温和派有什么不可以呢？  其二，当然就是嫉妒。余秋雨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赚了大钱的作家。虽说，建国初期曲波写《林海雪原》拿过1万3，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拿到1万7，但到手不到3年，就统统坐牢去了；那些拿过几千元稿费的，不是坐牢就是下放到偏远地区。 打倒四人帮之后，80年代伤痕文学作者，领取稿费是参照文革前的标准，虽说略有提高；但也只有2-3万元一本， 多的不超过5万。   而秋雨一本小小的《文化苦旅》一出版就拿到 40万，一时间，的确惊呆了天下作家和文化人。 一句话，文化人就是不应该赚钱，尽管同时代的琼瑶已经上亿，金庸在90年代初也有几个亿了，且不说美国印象派作家，一年上千万美元的就不少。但那是海外，我们不管；内地文人就是不应该这么多，凭什么一本小册子赚那么多？

当然，余秋雨是做了大准备的，《文化苦旅》出来不久，凭着大名声，晚上不睡觉，一本本著作出来了。中国戏剧史出来了，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 等跟着出版。 那些散文从这一本出来，又放进那一本，成套成套的《秋雨散文集》《散文录》都出来了。甚至20世纪散文集，从鲁迅胡适编起,  也离不开他的名字。

的确，他走红了，红得像江南的枫树林。各种头衔纷至沓来，教授、博导、文化专家.....。 凡涉及到中国的世界名人字典，都有对他的介绍：作家、艺术家、戏曲家、美学家、美术史家，书法家，硬笔书法家，金石家，影视名星，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  多得实在数不清。 正所谓 “ 秋风红透江南岸，君若觅底网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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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我搬进高校宁静的校园。隔壁家方方，那年9岁，小学三年级，圆圆的脸。每天早晨上学，经过楼梯口，总听见他唱两声“小丫么小二郎呀，背着个书包上学堂”。听多了，大家都称他“小二郎”。“过来，小二郎，背一段课文，给你巧克力。”于是他就向我们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狼牙山五壮士”等。看来，小二郎对战争故事很感兴趣，有意思。 然而，几年前“狼牙山五壮士”就从课文中消失了；去年，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撤消了，换上了金庸小说“令狐冲”片段。

这些年，网上对此一直议论纷纷。尤其是撤销“狼牙山”那篇课文，反响最强烈。那段时间读新浪网的讨论，直骂上海市教育局，汉奸。骂声不绝。在博文下，延绵长达十数页，几乎就无法讨论了。我想，这也是奇怪的文化现象。那么，那些爱国主义课文，撤，还是不撤好呢？ 在我看来，当然还是要按照儿童心理发育的规律和语文教学的规律，来设定语文课。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我们总说国人文化素质不高。不高在哪里？自然科学不会写在脸上，但人文素质，从一句话，一个字条，一个短报告，一个故事片的欣赏就可以看出来。的确，我们的人文素质比较低。羊城晚报曾有一篇报导，百分之七十的科技人员写不好一份书面报告；百分之八十的成年市民写一份普通信件，甚至一张普通假条，一份留言都非常困难。百分之三十的教授，无法用语言表达思维。他们的论文，著作几乎全是翻译语言，并没有达到现代汉语的要求。

于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成为全民素质教育的最大瓶颈。 那些网上骂教委的人，大多是对社会不满而出口恶气。如果真叫他们自己子女修汉语课，他们马上又会说，还是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好。 然而，就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教育而言，总还得有；但，放进语文课本中是否合适呢？ 答案是显然无益的。 各个发达国家都放弃这样做了。  我们知道昔日美国的语文课本，也有“华盛顿的樱桃树，富兰克林发明电，杰弗逊与他的祖国”等爱国课文。虽然有某些爱国意义，但文字水平不高，也统统放弃了。如今用上了最好的圣经故事，圣经文学版本。 毕竟圣经英语修改过几百年，上千次。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设爱国主义教育课或者开设公民教育课。把那些历代英雄放进去，课外学生自己看，也可由辅导老师导读；而我们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必须是最纯洁的古代和现代汉语。

那么，哪些是最纯洁的古代现代汉语呢？三字经百家姓不必说，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元曲，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水浒，三国，红楼，西游也没争议。关键是现代汉语部分，争议较多。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大师，徐志摩、胡适、老舍、鲁迅、沈从文、赵元任、朱自清等人，可以说，一天现代汉语都没有修过，完全是古文和外语教育出来的，他们的现代汉语功夫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建国后，我们发现，王力，朱德熙、吕淑湘的行文用字，其汉语文字的纯洁度，也是令人惊奇的。他们笔下的任何一段文字，都是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恰恰好。 至于说到当今小说和散文，我们发现汪曾祺、白先勇、余光中、余秋雨的汉语文字也很到位。此外，人民文学某些短篇小说，语言上，也还算正宗。

因此， 我认为语文教学，应当从幼儿抓起，童谣开始。不必会认也不必会写，会唱会说就行了。纯洁的童谣实际上影响人的一生。到了小学，当然还是唐诗宋词论语为主。 论语，实际上，无需理解，背诵还是重要，长大后自然会清楚； 唐诗宋词，也一样（当然理解更好）。此外，西游记，水浒传等章节，进入小学高年级也很好； 到了中学，当然是古文观止为主，加上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些名家散文熏陶，国人的汉语水平，肯定要上一个台阶。 至于外国翻译过来的材料，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契可夫，海明威等人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应当进入语文课本。 不过，那毕竟是翻译过来的材料， 对于学生将来翻译外文有帮助，毕竟不是语文教学的主流方向。 即便如此，我始终认为，也应当选择傅雷、朱生豪等文学大师的译文。如果译者水准不够高，原作再好，也不应当入选，决不能赶时髦。

一句话，纯洁我们的汉语，必须从中小学语文课本抓起。那样，才可望培养出，用比较纯洁的汉语写作的人们。 他们自己也会感觉终生受益。 由此一来，那些语言文字上不够纯正的材料，离开我们的语文课本，应当说是越快越好。为了培养我们后代的人文水准，愤青干么还要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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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读到一篇博文：“羽毛球明星，林丹获奥运冠军。赛后对人说，因为戴上毛主席的像，佑裕他获得了成功”。消息一披露，网上议论份份，正反说法都有，一些网客说林丹很迷信； 另外一部分说，毛主席像的确神奇，可以保佑平安，有种种事例为证。 我想这是当今社会，一个比较奇特的人文现象。的确，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毛主席像章多了起来。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几个行业 1: 卡车司机；2：出租车司机 3：房地产老板，等比较高风险的行业。至于革命圣地比较多，也是为了吸引游客，不包括在内。

於是，我们遇上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为何毛主席像章，同民间的佛像，观音像，关帝像一样，取得了神佑众人的地位？ 文革中人人戴像章，也并不是很平安。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今天，毛泽东在部分地区的民间确有保护神一说。从古到今，如来，观音都是平安的象征。释迦牟尼佛，生前吃尽人间苦难，经历世间所有凶险，最终逢凶化吉，功德圆满而在菩提树下坐化；观音，是佛的弟子，也是平安的象征。到了“西游记”中就女性化，数百年来她祐裕中国家庭和睦，多子多福，喜结良缘等等。关羽，因过关斩将、忠诚保君，成为民间保佑神符。 毛泽东也如此。 他的传奇一生，尤其因他井冈躲追兵，长征四渡赤水，内战年代，转战陕北，文革中九一三，逢凶化吉的传说，而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能够给人带来平安。 事实上，我们知道，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长征中的四渡赤水，与刘伯承的疑兵计，彭德怀的勇猛夺关，有很大的关系；转战陕北的胜利，与彭德怀保卫延安的功劳不可分离（见小说，保卫延安）；九一三事件化险，与周恩来总理的警觉，追问三叉戟下落，许世友等提高了铁路桥梁的戒备，也有关。但，自从58年批刘伯承/59年批判彭德怀之后，那些神奇的行为，就集中在领袖一人身上。于是，大家更觉得领袖的确是平安神，有了他的保佑，任何时候可以逢难化夷，遇险平安的。

为何出租车行业毛主席像特别多呢。我想这与出租车职业的事故多发有关，也与广东民间习惯有关。了解中国现代文明史，建设史的人大概知道，出租车这个行业最早源于广州，上海等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然而建国后，全部取消了。北京、上海以及各省迎接外宾，皆用外事车。唯独广州，因众多的华侨和交易会，始终保持着民国初期就有的出租车行业。不过使用的是外汇券。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广州，开设了出租车服务，而广州的民间风俗习惯和语言也就传到全国各地。譬如，广东到处都是佛像，观音像，关帝庙；送礼非常忌讳。如送苹果（平安），不送梨（分离）；送香蕉（相交）；不可以送钟（终）；等等。至于广东司机，忌讳更多了，餐桌吃鱼不能“翻”（只能说转，司机最怕听到“翻”这个字）；车牌要避开4（死）这个数字，（至少，这个被认为不太吉祥的数字，不能放在最后）等等。 这一习惯不仅仅在广东，在林丹的家乡，福建客家地区也是一样，甚至更加讲究佛佑与忌讳。

於是，如今全国各地，部分房地产老板也开始热衷于在办公室挂上毛主席像，桌上放上佛像了；我想，与这个行业风险高大概有某些联系。这样，领袖的头像有可能，继佛像、观音像、关公像之后，成为千年的图腾。未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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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博文， 说到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来源，引起多人议论。人问，不来源于现实生活，又来自哪里呢？难道坐在家里遐想？ 难道不需要长期呆在民间体验生活？我的回答，就是个人阅历始终是狭隘的，是不可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法国作家普劳斯特（Marcel Proust） ，写下了300万字的杰作；“追忆逝水年华”几乎涵盖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包括法国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他不可能又去做工，又去种地，同工农打成一片的。只可能来自闲聊。也就是在巴黎的文化沙龙，一边喝咖啡，一边同四方人士闲聊。红楼梦也一样，涵盖了清代社会方方面面，作者也不可能同各种人打成一片。

    於是，我们印证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事实，那就是伟大的作品，来源于文 人们的闲聊瞎侃， 加上适当的看书。

尽管，莎士比亚没去过意大利，但在伦敦长期同意大利客商交往，从他们嘴里，了解到金碧辉煌的古罗马宫殿，威尼斯商人的生活习性。再看看书，也就逼近真实了。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源于历史传说。那年头，街头巷尾说曹操，道云长，聊孔明，那些栩栩如生的材料，进入“三国志”就是历史名著“三国演义”。  水浒一样，也是民间传说而来，根据梁山英雄事迹写下；几乎肯定是茶楼酒肆作品。 红楼梦一样，根据清代中期人们对乾隆兴修圆明园引发议论而来。 满人居住的皇宫，王爷、格格们的生活始终是民间议论主题。圆明园从兴建到被焚灭，始终是京城乃至全国百姓议论的主题；但文字上，是不可直接写的。必须采取隐喻方式，改朝代（改为前明），改地方（京城改到江南）。这样一改，士大夫喜欢，宫廷贵胄也高兴；皇家喜欢看，心中也知作者是谁。表面上禁，事实上自己偷看，这就是红楼梦的来历。（书中也暗示了大观园必然毁灭的命运）。 曹雪芹的闲聊可见于“爱将笔墨逞风流，芦结西郊别样悠”这样的诗句，表明他当时的确喜欢同那些高雅的贵族子弟闲聊；也可从空空道人与疯癫和尚聊天看出。否则，以他一个落难贵族子弟身份，是不可能了解宫中那么多事的。鲁迅，不必说，青年时代绝对是天下第一侃爷，自己说晚晚出去聊到深更半夜（呐喊）。

其二，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根据民间人物的种种传说而来，对他们加以神话概述。 三国中的关羽、张飞、诸葛亮，都有封神榜人物那样神奇；水浒中的武松、林冲、李逵，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古代神仙以及三国英雄的影子：李逵近似于张飞，武松有赵子龙的影子，公孙胜近似于诸葛孔明等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表面上草包，实际上也是出口成章；他的玩世不恭，可从明代三言两拍那些花花公子中找到影子；对爱情的忠贞，又可从西厢记张生身上找到注脚。 金陵十二钗，生活方式大约近似于皇宫格格，但性格上也必须是士大夫认同的，否则不能千古流传。如林黛玉，既有李清照的才华，又有崔莺莺那样的美貌、温柔，多愁善感; 宝钗，也有朱淑贞的才华与美貌; 尤三姐, 活像杜十娘那样刚烈； 即使贾母也有神话中王母娘娘性格,......   因此， 这些活生生的人物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千年传说。再加上作者精雕细刻，改上几十上百遍， 才这样栩栩如生。

到20世纪，鲁迅从日本回国。夜夜闲聊，对比中日两国境况。愤青们无不为国家衰落哀伤，认为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改造国民性。他们总结了国人种种毛病：脏、乱、吵、窝里斗、意淫（精神胜利法）、 爱吹，天朝第一等等。鲁迅将所有的中国人缺点，毛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再用他那世界上最锋利的刀笔，反复雕刻，就写下中国 2000年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阿Q正传。   60年后，台湾作家柏杨，又反过来解剖阿Q正传，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由此看来，在文学史上，柏杨依然比鲁迅差一截。有感于大部分中国人，看不懂阿q正传，他索性用最简单平白的语言，写给你们看看，国人就这个样子。

其三 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历史传承和个人遭遇的失望。尤其是传承非常重要。今天，虽然社会上大概还有鲁迅那样的天才，也许有人有曹雪芹那样世界大文豪气质。但，失去了历史传承依然不行 （余秋雨身上，也许有点点古文人味道）。我们知道，满人入主中原，对汉文化虽说有些摧残和篡改，但是前明那些大文豪子弟当时还在，2000年的文风还在。2000年的历史传承也在。而今天，我们再也无法找到鲁迅、钱钟书，曹禺那样的、代表2000年士大夫风格的旧家庭了，也就失去了建筑汉民族风味文苑，所需要的土壤和地基。 那么，建国以来，无论是歌德派作家还是伤痕文学作者，都难以完成代表历史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加上作者知识的局限，创作方法比较简单，也就无法产生像红楼梦和阿Q正传那样伟大的作品了。

因此，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源于博学鸿儒的泛读，源于茶楼酒肆的闲侃，源于文化人自身的无聊。 无聊的文人必然好饮酒，喜喝茶。茶能通神，酒能成仙。如果有文化传承，那颗颗文曲星就自然跃跃升空。云里、雾里、梦里，那一个个神仙样的人物，就飞进文人的脑海。极度无聊中，继续侃下去，就会走进遐想中的文苑境界。模糊又真实，恍兮忽兮，似乎见到了精灵（只有精灵才可以千年鲜活）。北宋女词人李清照，酒后，感觉天旋地转，曾写出这样的境界。“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学诗谩有惊人句....

於是， 20世纪东方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印度诗人与徐志摩最要好）写下了惊人的语句：    无聊，就是人类伟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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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博报上，读到一则讯息，老作家魏巍去世，享年88岁。我发现，大部分名作家都差不多可以活到这个的岁数：钱钟书，梁实秋，郭沫若，矛盾，沈从文.....等等。魏巍的去世，留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惋惜。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千里江山，苦菜花，敌后武工队.... "长大的。当时的确敬仰他们，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感染了一代人。但，今天你要我说他们的文学成就多高，说实话，认为还谈不上；他们以歌颂那年代高大全似的人物为主，走的是延安文代会道路，属于歌德派；那么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伤痕文学呢？ 像刘心武，张贤亮，韩少功，冯骥才们，也曾感动过我。下放知青感觉强烈，但是今天读起来也无法打动人心。我想70后一代，没经历过下放，更加不会觉得很大意思。虽说文学成就比歌德派稍高一些，但也不是跨世纪作品。  因此，从文艺路线看，无论歌德还是缺德，我认为，都不是文学发展方向。如果写应景之作，赚点稿费是可以的，但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呢？当然是可以传世的作品，千百年感觉新鲜的作品，如水浒，三言两拍，三国，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鲁迅的”呐喊”，老舍的“茶馆”，曹禺的“日出”以及钱钟书的“围城”。如果站在纯文学角度来看，（精雕细刻，字字珍珠来看）又以水浒，红楼梦与呐喊最伟大。说它可以几千年传下去，也是事实。

那么我们的作家们，为何写不出 明清和民国那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呢？我想从建国到今天，都存在着3个认识误区：

1： 第一误区就是，不少作家认为，主要是政治因素，政治高压，外环境不好。 但清代文字狱那样厉害，对作家动不动就是以坐牢杀头相威胁，怎么产生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字作品呢？ 如果说作家怕吃苦头，难道不可以像曹雪芹一样，谎称在石头上发现了无名氏作品？ 显然，这一论点站不住脚。

2：第二个误区就是文学创作必须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大误区。我们知道像金敬迈（欧阳海之歌），浩然（金光大道）以及魏巍这样几十年体验生活的作家，为何写不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那些伤痕作家，更可以说，是长期得到痛苦的体验，但他们中间，还是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现实中，我发现伟大的作品几乎从来是凭想象的，绝不需要体验生活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去过西方取经么？水浒传作者回到过北宋么?  曹雪芹去过皇宫大院么？显然不可能。 范仲淹从来没去过岳阳楼，却写出千古散文名篇“岳阳楼记”；莎士比亚从来没有去过意大利，却把罗马宫廷描绘的栩栩如生，服装都描绘得那样逼真，即使考古学也没发现破绽。洗星海就从来没去过黄河壶口。有机会也不去，完全凭脑海想象写下了音乐千古名篇《黄河》；托尔斯泰也没经历过俄法战争，对于库图佐夫，拿破仑怎么知道那样清楚？再说罗贯中也没有体验过军队生活，怎么在三国演义中，把军队的布阵，行军，扎营写的那么清楚？哪一本军旅小说比得上“三国演义”？

第三个误区。 就是各种媒体的干扰，如电影，电视，影碟等干扰。人们不爱看小说了。我想这更是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有史以来最大的小说读者群，就是今天。 在5亿农民工当中，至少就有6000万读者，长期读金庸和古龙的小说。韩寒的读者群也很大。因此武断地说，今天人们不爱文学作品，也是缺乏根据的的。

那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笔者下一篇，将与各位博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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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修佛10年，当然是在家修佛。虽然与一些高僧大德有过交往，但因工作缘故，主要还是以读经，默思，欣赏，潜移，默化为主，也就是参禅。体会最深之处，就是佛学的平等性，也就是民主性。在“民主”这个符号中，平等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

1： 佛的语录是最民主的。从概念上讲，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以及他的直接弟子吠陀等。但是，佛云，佛曰，就不光是释迦牟尼的言论了。可以说，无论释迦牟尼，吠陀，文殊广萨，六祖慧能, 等佛学大师言论，都可以称佛曰，佛云； 相比之下，儒学，基督教似乎严格的多。譬如我们说子云，子曰，就必须是孔子本人或者他的弟子，子贡、颜回说过的。即使孟子的语言，也不能说子曰，必须说孟子云。如孟子曰“君子杀身以成仁”等。至于基督教也一样，上帝说与上帝认为，是不同的。上帝说必须出自圣经“新约”或者“旧约", 或者马太福音。如果没把握引用原文，最好说“上帝认为”

2. 佛，作为主体或者客体，充分表达了民主性。佛是什么？我认为，他不仅仅是远古的佛学先师，也包括一切佛心善意的人们。“我心即佛”，指的是当你发善心的时候，你就是佛；或者说你有善心就可成佛。“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据白云大师解释，就是当你做善事那段时间，你就是佛。因为你的愿望和行为同佛是一样的。儒学中似乎没有类似的例子。而基督教似乎有同样的说法，如 “Jesus is everywhere”(上帝无处不在) “Every beding can be the God” “人人可以为上帝” 至于“众生平等”这样的说法，佛教上就是“佛云，众生平等”；基督教则为“生而平等”“Every being is created equal”。儒学中，找不到很多例子，只有“子曰，有教无类”

3。 佛学的和谐性。我认为各种宗教学说中，佛学是最讲和谐的。尤其在中国更是这样。由此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现象；其中又以佛学最为和谐。我国最大的禅宗佛教庙宇，当属南岳大庙，有“江南故宫”之称。其中就包含八寺（佛寺），九观（道观）和一个藏经阁，还有一处藏经楼。它把儒学四书五经置于庙内，却把各种佛学经书，置放到10里之外的南岳山腰，可见建筑布局也讲究平等。我的了解是，世界其它宗庙寺院，似乎没有这样的建筑结构，即：没有如此大的包容性。

4。佛学的实用性： 一般人总以为，在家修佛就是学习修身养性的健康学，劝人为善的哲学。 然则不然，我认为，佛学的普世价值极大。实际上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问，艺术都有巨大的启示作用。他要求我们工作要“正精进”，对周围人要讲究和睦，理解“众生平等”；遇到艰危，要发扬“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对待名利，要看成“过眼烟云”，看待自己，要如“恒河里的一粒沙”，尊重老人和上级，如“敬仰上界”等。

至于佛学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我认为，意义更加巨大。我在“佛光普照三重门”一文中，提到李白，曹雪芹等文学大师，本身也就是禅学大师。此时，我又突然记起，清代有人请大画师翁同鹤作画。 大学士参禅多日，精神奕奕。来人要画一幅“深山藏古庙。夜雨打芭蕉”的水墨画。画师想一下。既不画庙宇，也不画芭蕉树。只画一僧人，打芭蕉伞，沿青苔石板路，朝深山走去。来人一看一想，赞不绝口。 后同治皇上求画，要画一幅“云破月来花弄影”，同样水墨画。大师一不画天上月亮，二不画地上花朵，则画一位书生，一池湖水 .......

                         下篇博文： 文学的误区

今日读博报，见文化专栏，发表武凌霄博文，华国锋是毛的非婚长子。这一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难解。我认为此消息，纯属谣传，完全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各国无聊文人，总喜欢拿领袖做文章，以获得自己的影响。本属于平常，但是把毛同华国锋的身世硬扯到一起，   我认为，纯粹是故意哗众取宠。 此文严重忽视历史事实，全凭想象，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知道，毛1917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长沙开物中学代课半年。第二年1918年春天，进入了北京大学，任图书管理员。当时去北京工作很不容易，如果没有杨昌济教授的举荐，似乎不可能。还有谣传，杨不同意毛与杨开慧的婚事，更是令人好笑。如果没有杨昌济支持婚事，怎么可能去北京工作。在北大期间，毛一直住在杨教授家里，“住进半间书房”；此外，如果没有杨教授的支持，毛不可能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教授，建立如此深厚的关系，因为两位教授在北大影响很大，都不是湖南人。

另： 1920年4月，杨昌济教授在北大逝世， 毛为其守孝3月，下半年9月（？）与杨开慧成婚。同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2月，李大钊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1年6月才由毛泽东与何叔衡成立的。如果华国锋是1921年2月出生的话，那么此时应当是半岁了。而武凌霄博文说到，“1920年毛回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认识一位姚姓女子” ，显然与党史不符”。此外，毛的父亲1919年去世，母亲1920年去世，他都没有回去奔丧，怎么可能因私事去长沙？

毛自从1918年进入北大任图书管理员，直到1921年7月成立中共，开始任陈独秀总书记的秘书截止，就一直在北大工作。尤其1920年，是最忙碌的一年。上半年，照顾杨昌济，直到他去世；下半年与杨开慧完婚。夏天，组织中国学生赴法留学生团队，参加者有邓小平，蔡和森等等。（李富春回忆）

如果，华国锋不是1921年出生，那另当别论。毛一生非常思念杨开慧，从他的诗词可以看出；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晚年希望挂上红色窗帘，因为开慧喜欢穿红衣。1920年，也是毛与开慧从热恋到结婚的一年。岂有可能外遇？

                          文：岭南明月

今日博报，读到前中央主席华国锋逝世，享年87岁，给我们留下惋惜与沉思。对于华的功过是非，不是只言片语可以说清，在此不做评论，但是毛为何当年要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呢？笔者认为，就是两个字，忠诚。

事实上，华国锋对我们那代人的影响，也不算很小。他曾经更改过国歌，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改成了“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当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的时候，还是这样唱国歌的。1978年华在11大上面提出，要在世纪末，建设10个大庆，赶上美国，40岁以上的人们还记忆犹新。不过他为何在文革后期，上的那么快，人们感觉非常奇怪？

然则不然。我们知道，在威权体制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下级特别忠诚。历史上朝廷官员中，山西湖南的比较多，也就是考虑到这两个省份的官员特别忠诚上级。在清代，彭、胡、曾、左，凭着对大清的忠诚，挽救了清朝的灭亡，尽管他们也不满当清廷的走卒；但是咸丰、同治、光绪毕竟是皇上，千古忠诚是第一位的，忠诚胜智慧也是朝廷用语。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两位将军，手中都有大批人马，而中山先生却无一士卒保驾。凭着两位湘籍大将军的忠诚，终于推翻了满清，后又完成护法讨袁，最后奠定了南方革命根据地。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毛也依靠彭德怀与粟裕等湘籍军官的忠诚，夺得天下。因此，毛很看重湘军。

又，在国共内战期间，大量的国民党高官，投诚过来，也与毛泽东作为领袖有很大关系。主动投诚的大部分是湘籍军官，完全是冲着这位湖南领袖来的。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高级领导，大部分是湘籍高干。但没听说他们自己申诉，贺龙去世前还低声唱着东方红；陶斯亮写父亲的回忆，说陶铸临死前，也没有埋怨领袖的意思。可见湘军对领袖忠贞不愈。

此外，毛也知道，历代山西出忠臣。千古第一忠臣关云长，就是山西人。他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旧主，成为千年佳话。在我们的国土上，除了佛庙就是关帝庙最多。 华国锋是山西人，长期在湖南工作，历来对湖南以及中央上级都很忠诚。 尤其在湖南工作长久，也就对主席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忠。 因此，毛在临终前，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选择忠臣，放弃了才子。

上月，读到闾丘露薇博文，奥运会之后，一切不要恢复从前。我想，这也代表了广大运动观众的意愿。我们知道，按照国家目前这种培养运动员体制，通过省级体校，省训队，国家队三位一体的办法，的确可以培养很多金牌得主；但是；与全民体育宗旨毕竟相去甚远，广大市民希望更多的奥运金、银铜、牌得主，走进体育爱好者中间。发展竞技体育，培育全民参加体育运动的氛围。

我们知道，世界足球冠军得主，德国队都是业余队员，前任队长马托乌斯是中学教师，教物理学；后来的队长，今日德国队总教练，克林斯曼则是银行职员；其他球员也分别是记者，医生，工程师，律师等等。诚然，打各类比赛，在单位要减少不少上班时间，但是并没有给单位造成任何负担；反之，这些单位的领导认为，踢球踢得好，不仅他自己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所在城市，地区，以及所在单位的知名度，也可以得到很大提高，尤其他们是国家队的明星。总体上说，克林斯曼踢球，并不影响他所在的法兰克福银行的收益，反而银行总经理为他而感到自豪。

在发达国家，运动员大多是通过全民参与的业余比赛，来挑选体育苗子的。然后，各种职业俱乐部的专家们善于发现这类苗子，且将他们加以培训，参加各类比赛。在美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各类体育俱乐部。如篮球，橄榄球，跳水，体操，游泳俱乐部等等。由此培养出一个巨大的体育文化市场。因为有着发达的体育市场，各类俱乐部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就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反过来，大量的媒体广告，也给俱乐部带来巨大收益；又因，运动员自身单位有工资保障，有住房和医保。（体育成绩好的，由政府提供医保。）那么各类体育俱乐部的存在与发展，也容易得到保障。尤其是那些资深体育俱乐部，更因比赛成绩优秀，而收益颇丰，最终成为大型上市公司，走出一条良性发展道路。如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就是当年业余爱好者组织起来的，得到了政府，市民，企业，学校，媒体多方支持，今天终于成为大型上市公司，成为意大利大型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想这一切，可供我国未来体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奥运之后，的确要有新变化。竞赛体育的发展，像发达国家那样，走一条从业余俱乐部到职业俱乐部的道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