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殖民者未来到亚洲之前，在他们心目中，远东地区只有中国和印度。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荷兰和葡萄牙人相继来到远东，欧洲人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不仅仅只有印度和中国，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中南半岛，被欧洲殖民者称为印度支那。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个地区除了泰国独立以外一直都被法国和英国殖民统治。其中老挝、柬埔寨、越南被法国统治，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被英国统治。1893年法国人建立第一个印度支那联邦，1942年日本开始占领印度支那，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印度支那各国才获得真正的独立。目前所称的印度支那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

今年10月，因工作到越南和平省北山金矿考察，矿区因车辆无法通行，我们一行人从早上7点左右步行4个多小时，翻越了两座海拔近2000米高的大山才进入矿区。一路上，我和越南人交流，性情爽朗的越南人无所不谈，最后大家把话题集中到了印支战争和印支三国问题。越南人在交流中，对本国军事力量表现出了由衷的敬意和自豪，似乎全世界除了美国、俄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越南的军事力量。几个同行（xing）的越南人非常自豪当年他们击败美国的侵略，认为越南能够击败美国人，越南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对于越南人忘记在印支战争中，中国政府的军事支持和超过200亿经济和物质援助几乎感到惊异。随后在越南的几天中，和当地的越南同事交流，40岁以下的越南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只知道中国对越南的侵略和中国是越南实现印支联邦梦想的障碍。

历史才过去短短的不到40年，越南人的健忘似乎也太快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诧异，毕竟一个国家的政权不可能老是把别国的援助传教给本国民众，那样不利于本国的民族精神建立，同时容易让政府和越南老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在越南民众心目中受到重创。越南人对于中国援助的健忘，除了长达2200多年的历史情结外，最为明显的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打破了越南统一印度支那的梦想。自1893年，法国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以来，越南人一天都没有忘记老挝、柬埔寨曾经和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恢复印支联邦不仅仅是越南历届领导人的梦想，就是现在国民教育也不忘告诉孩子们，老挝和柬埔寨是他们曾经的联邦。胡志明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实现印支联邦的梦想。横亘在越南人印支梦想的阻力，那就是矗立在它北边，一直让它郁郁满怀的中国。

1979年中越战争，击碎了越南的印支联邦梦想，越南领导人也逐步从梦想中清醒过来，只要中国的存在，越南人一天也难以实现这个梦想。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兵力10余万。1989年9月，越南宣称已从柬埔寨撤回全部越军。在中越边界地区，越军作战部队逐步后撤，兵力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越南以前驻扎在老挝的数万人军队，在中国强大的政治威慑下，也逐步撤出。越南的军事战略从90年代初期，开始由对外进攻型转变为对内防御型的战略态势。在新的形势下，越南党和军队领导人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不会发生针对越南的大规模战争。同时，革新和建设事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资金，越南难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继续过去的扩军政策。于是，1986年9月，越南提出要精简整编，减裁员额，建设一支有适当数量、高质量，符合国家经济实力的军队。

越南由于休养生息的战略需要，迫切需要发展和中国睦邻友好的关系，为越南的经济复苏和国力发展赢得宝贵时间。越南表面上放弃了印支联邦的梦想，但从国民教育和目前的军事力量，乃至越南的建军方针中反复提到，越南军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中国绝对要对越南保持高度的警惕。越南裁军后，目前仍有60万的正规军力，相对于越南的国土和人口总量，军队人数仍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更为让人恐怖的是，越南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准军事力量，越南准军事部队不下350万人。其中人民地方武装50万人，地方部队约250万人（含民兵自卫队、人民警察、青年突击队等），“战术后防部队”约50万人。一旦战争需要，这些准军事部队只要按原制改编、换装，配发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充一定数量的现役骨干人员，即可转为现役部队。

保持中南半岛的势力均衡，对于中国周边策略来说至关重要。老挝和柬埔寨目前的国力和军力都比较弱小，难以与越南抗衡。中国在协助这两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对其国防力量进行重建，或者给予这两个国家军事保护的承诺。从接触的柬、老两国民众来看，这两国民众普遍对中国充满友好和期待。为了有效遏制越南在中南半岛的势力扩张欲望，建议中国政府放弃从中国广西南宁——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大通道建设的构想和实施，对越南基础建设实施边缘化，实行软性遏制。进而采取建设由云南昆明直接联通老挝万象，经柬埔寨，然后至曼谷到新加坡的通道。这样不仅使越南军事和经济难以得到有效扩展，削弱其力量，并且极大限度的把越南在中南半岛上孤立起来。

越南过去受苏联左右时，一直是苏联钳制中国的急先锋。现在越南为了在大国博弈中捞取好处，游走于美国和中国的夹缝中，使得中国南海战略一直处于被动和疲于应付之中。对于这样不守信用的国家，中国要适时高调亮剑，而不是一味的回避，清楚的让越南知道：印支联邦的春秋大梦不要再做了，中国才是那块土地的决定者！

参考文献：越南军事力量大揭秘

今年12月1日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全民动员”，这一主题将继续通过世界艾滋病日运动的口号“遏制艾滋，履行承诺”加以推广。 艾滋病流行以来，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存在着强有力而且坚决的全民动员时，艾滋病防治工作才能成效卓著。将“全民动员”定为今、明两年的艾滋病日主题，就是希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促进全民动员的发展。希望在地方和全球各种组织、网络中深化和鼓舞世界艾滋病运动的发展。

艾滋病患病在我国逐年呈上升趋势，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在艾滋病日来临之际，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积极参与宣传并慰问医护人员和艾滋病人，以此体现党和国家对艾滋病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在很多地区，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和认知还存在很大偏差，把艾滋病等同于“性泛滥”，把好端端的“艾滋病日”几乎搞成了“避孕套日”，真让人哭笑不得。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证明约75%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染，性活动传染占10%，母婴传播或其他途径约占15％。在中国，卫生部统计显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8.4%；母婴传播感染为0.3%，还有18.7%的传播途径不祥。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艾滋病主要都是以血液传播为主。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在河北省邢台市，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云南德宏地区的艾滋病是吸毒者采用注射吸毒方式——共用注射器——血液传播所致。

我们在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时，把重点都放在了“性传播”上，忽略了血液传播的主要危害性。不可否认，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相对较为容易接触到的行为，这种传播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较为简单，所以提倡健康、安全的性行为是非常必要。由于过分放大性传播的途径，造成人们一谈起艾滋病就把性联系起来，搞得人们缝性必有艾滋的恐惧。于是，一到艾滋病日就成了人们发放避孕套，展示避孕套的节日，形式多样，千奇百怪，各类招数齐上阵，俨然一个避孕套日。我们在提倡安全性行为时，实际更应该看到血液途径传播的危害。夸大性的传播，忽略了血液及母婴传播，容易误导人们在艾滋病防治时造成认识偏差，给众多非性传播爱滋病患者带来重大心理伤害和伦理压力，我想这绝不是当初设计艾滋病日的初衷。只有正确全面认知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渠道和危害，我们才能做出正确有效的预防，也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提供关心、服务和支持，真正做到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尽可能减少因艾滋病而带来的心理及社会压力。

艾滋病日决不是送几个避孕套那么简单！

越南男人的时尚——戴绿帽

越南男人钟爱的绿帽子 清化海滩风情无限的越南斗笠

越南北部地区，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会见到戴绿帽的男人，并且男人以戴绿帽为时尚。对于初次去越南的外国人来说，除了对越南男人戴绿帽好奇以外，大多并不了解越南人为什么喜欢戴绿帽。

越南男人戴绿帽是要分区域的，男人戴绿帽主要集中在以越南顺化府为界的越南北部地区，越南南部地区的男人是不喜欢戴绿帽，偏爱越南斗笠。越南北部地区男人喜欢戴绿帽，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战争习惯的延续；二是对胡志明的尊敬；三是越南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戴绿帽主要是遮挡太阳和避雨之用。

在上世纪60～70年代，越南人抗击美国入侵，军队为了躲避美国侦察飞机，所有军人除了服装颜色与越南的地域自然颜色相近外，头上都戴上绿帽，便于隐蔽和防止头部遭到枪击之用。这个绿帽可谓是一帽多用。越南人尊敬的一代领袖胡志明，在领导越南民族独立战争中，时常以戴绿帽的形象出现。胡志明在越南也曾推行个人崇拜，越南人以效仿胡志明的个人形象为荣，于是胡志明穿拖鞋、戴绿帽成为一段时期越南人的流行时尚，犹如中国人曾经都喜欢穿军装一样。越南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常年处于太阳照射和风雨的侵袭，绿帽既可遮阳，又可避雨。越南人戴绿帽的习惯得以延续。

越南南部地区一直受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后来受美国的占领，胡志明的影响力稍显弱化，在南部地区戴绿帽的男子就相对较少，传统的越南斗笠成了南方人的所爱。随着南北的统一和交融，南方的斗笠也逐步渗透到越南北部，稍显笨重的绿帽逐步只成为部分男人的所爱，苗条修长的越南妇女戴上越南斗笠，更显越南女人的幽雅与风情。

章子怡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港媒记者对其说：“你很有旺夫相”。心直口快的章大美人不假思索，冲口而出：“旺夫不如旺自己”。

近来朝鲜的饥荒越来越严重，面对饥荒，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对金正日的憎恨和埋怨，反而认为是“中下层干部和军人”造成朝鲜今日之困局。近来传闻金正日生病，朝鲜人的观点和其他局外国家民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将军（指金正日）没有理由不生病。实践将军方针的干部们只想着自己，折磨居民，如果头脑清醒那才怪呢。”另有居民叹息道：“干脆没有为百姓出面的人（干部）。不是最上边做错了，而是中间层做得不好。到处布置保安员和纠察队来约束人们，成了干部们享受的好世界”。

一个政权的优劣，除了自身政治体制因素外，领导人的治国管理才能和个人人格魅力是决不可忽视的。朝鲜的问题不是出在“根”上，那些“中下层干部和军人”敢肆意妄为，敢在“21世纪永远的太阳”普照下鱼肉百姓吗？也许朝鲜民众不敢想，也不敢往上想。从小就开始灌输教育而形成对领袖的敬爱与崇拜是很难弄垮和颠覆的，国家出现危机，民众也很难把问题直接联系到“21世纪永远的太阳”金正日身上。再者，如果对伟大领袖说三道四，不仅是本人，连家人也会陷入危险之中，这也是朝鲜特有的社会情况。

朝鲜的情况，在我们的过去是何曾的相似，直至今日仿佛还能看到那些影子。前天晚上，在互联网上和一朋友交流，朋友对于目前金融危机和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伤害无不感慨，除了指出国家在发展定位存在不足外，朋友调头却说：“国家出现现在的困难，不能埋怨上面的领导和中央政策，而是下面基层官员贪腐和执行不力，只唯政绩、不唯民生所造成，我对上面的领导还是寄予厚望的。”听完朋友的论述，吾不知怎么回答和辩驳。中国从小就灌输唯上尊上的教育，加上某些人偶尔亲民的做秀，要颠覆寄予希望的形象，那是何其难呀！

正如我们目前看朝鲜一样，不是金正日所领导的政权有问题，那些“中下层干部和军人”敢鱼肉民众，民众会处于饥饿的侵袭吗？我们除了同情朝鲜民众的良好愿望外，突然发觉我们身边很多人一样处于跟朝鲜民众一样的困局和迷惘。

人生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过于虚幻和不现实的生活着，表面倒也踏实。如果自己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事业基础，依赖或依附于别人，自己的命运也死死的被别人揣住而不能自拔，即使自己深陷困境，似乎还指望着有那么一个英明神武的救世主，来救自己与水火之中，又何曾不是透着几分悲哀和无奈。

做惯了奴才，突然有人问你：你敢决定自己命运，自己敢做自己的主人吗？真要如章子怡小姐那样洒脱地“旺夫不如旺自己”，还是有很多人难以适从，不知路在何方……

参考文章：《朝鲜：贫穷百姓永远不会埋怨将军》

为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发挥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1997年，中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于当年10月23日降息1.80百分点，此次降息为11年以来最大降息幅度。中央政府期望通过降息，促使资金流动，降低投资成本，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应该说其出发点和愿望是非常美好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失衡，降息对经济带来的拉动作用是否能达到预期，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是惯用的手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刺激部分人的贪欲，从而把大肆以借贷来满足私欲，给国家经济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央行这次大规模降息，给民众带来的信息是最大限度利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鼓励民众消费和投资。在经济界专业人士的眼中，估计更多看到的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未来不可预估性远比想象的要大的多。说得好听一点，此次降息是国家积极刺激经济，促进和保证发展；说得难听一点，是管理决策层自乱方寸，与世界总体经济浪潮进行豪赌的狗急跳墙失衡心态。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这样一步到位的降息手段，不仅仅是把管理层逼到绝境，更是利用货币政策救市的极致推到死角。如果降息达不到经济预期，管理层连运用货币调控经济的空间几乎被全部压死。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还是直接自杀式救市，有待观察。

从中国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性看，0.4％的人占据了70％的财产，这0.4％的人再厉害也不足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和刺激消费。不可能指望让这0.4％的人，每人卖100台电视来看，1000件衣服来穿吧？在这个危机时刻真正能救国家经济于水火的，还是要依靠99.6％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这部分人只拥有不到30％的财富，各项社会保障缺失，很难拿出空余资金来消费。99.6％的人还指望那30％的财富来养老、治病、供孩子读书，消费能力实在有限。出现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正是财富失衡的社会现实，短时间需要通过降低利息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刺激内需是不现实的，因为在经济运行的环道上，“消费”这个链条是断链的，也是中国30年来一直喊刺激内需却怎么也刺激不起来的原因。这次经济危机暗示了，中国经济很大程度是体制出了问题，而不是经济本身。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贡献主力“出口”这一环节受到严重打压，世界银行预估中国09年出口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为负1个百分点。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管理决层是否经过慎重考虑？

央行在降息前，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警告，降息是必要，但大幅度降息给经济带来的后果更严重，潜伏的危机更可怕。央行降息的同时，由于目前缺乏跨行业的金融监管机制，预计会带来诸如如下不可预测的问题。

首先是冲击那0.4％的人，这部分拥有70％的财富，如果存款获益不高，就有可能把手中现有存款通过兑换经济相对稳定的国家的货币或者购买黄金，进行资金转嫁和大规模资金出逃，造成国家资金减少，流通压力剧增。这部分人拥有绝对财富，靠爱国的思想来维系他们是很脆弱，一旦国家经济有难，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协助国家和民众共渡难关。

其次是一部分企业经营主，透过银行降息和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以企业发展为借口，进行大规模举债，然后采取空手套白狼，把银行资金据为己有。不良商人的做法，造成银行出现大量的呆滞帐和坏账，给银行经营带来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降低。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导取银行资金的例子举不胜举，最近的黄光裕事件就是一个最可怕的案例。

其三就是外资的撤离。在经济发展低迷，中国内需拉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下，银行降息促使外资的收益降低，在中国市场上的外资必然会寻求新的市场和发展机遇，逐步撤离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越南金融危机下外资的大撤退，给越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估计短时间是越南人难以挥去的噩梦。

央行降息，无外乎是希望降低由国家主导的基础投资所带来的资金成本，从而减少投资压力。中国唯上不唯下的体制模式，如果出现新一轮因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跃进”，谁又能保证基层政府不趁机向企业苛以重税、横征暴敛的情况出现？谁又能保证现有投资不是利益集团瓜分民众财产的契机？

救经济的目的是救民生。如果脱离民生去救经济，反而成为利益集团趁金融危机之乱，重新划分利益版图，民众和民生只不过是沦为利益集团救经济的工具罢了。政府应该更多的把精力放到制度保障、理顺体制，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上去，而不是热衷于把自己摆放在救市经济的CEO位置上，那样对经济发展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11月21日发表社论《帝国主义者阴险的“改革开放”圈套》。该文在歌颂了金氏王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后，直言“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妄图利用‘改革’、‘开放’毁掉我们式社会主义的侵略瓦解阴谋”，并以东欧国家“和平演变”为案例，称东欧国家人民陷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的悲惨境地”。归纳起来，目前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朝鲜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朝鲜劳动党中央发表这样的社论，除了朝鲜本国民众，就是其坚定盟友的中国民众阅读了该篇社论后，也会慨叹：世界上疯子不少，但疯到这样神智不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估计也就金正日一人了。

朝鲜以韩国民间团体向朝鲜民众散发传单和外汇现金为由，关闭开城工业园区和截断南北交流。朝鲜24日正式通知韩国政府，从12月1日起将全面中断经由军事分界线的韩国游客赴开城旅游。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南北将军级军事会谈的北方团长通告称：“对开城工业园区及金刚山旅游地区的南韩当局相关机构及企业常驻人员以及车辆进行部分驱逐，并将切断军事分界线的陆路通行。”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这样的社论，表面上看是与韩国关系紧张所致，其实质是目前朝鲜国内政治气氛紧张，与金正日健康和争权夺利有关。朝鲜当局企图以“走夜路唱歌”来掩饰面前朝鲜国内的紧张形势。可以肯定，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已经到了金二世执政的末期。长时期的独裁统治，已经给朝鲜民众带来深重灾难，高层的争斗和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促使朝鲜当局必须要稳定国内局势，才有了这样可笑和荒唐的社论。

这篇社论从表面看，矛头是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其实质是金氏政权警告中国，不要参与朝鲜接班人的争斗中去。朝鲜很清楚，远在天边的美国，对朝鲜喊打喊杀，真要美国动真格的，美国要考虑很多因素，很难直接威胁到金氏王朝的统治。未来能对朝鲜政权变革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朝鲜的盟友，现在已经被朝鲜视为“变质”的修正主义的中国。

从中国当局来看，目前一个饥饿、政局不明的朝鲜是中国潜在的威胁，如果不引导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早晚会给中国带来重大麻烦。只有引导朝鲜变革，让民众过上富裕、稳定的生活，朝鲜民众才能铭记中国的恩情；如果中国支持一个腐朽堕落的政权，让朝鲜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朝鲜民众一旦觉醒，这笔帐一定会算到中国的身上。这正是中国政府和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到处传闻，金正日过世后，中国政府将支持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男主政朝鲜，然后推行改革开放，从而改善朝鲜政治困局和民生艰难。而在此时，朝鲜发表《帝国主义者阴险的“改革开放”圈套》的评论，表面上是剑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则是警告中国：只要金正日眼睛一天不闭，就请勿冒然乱动，你那改革开放是“葬送朝鲜社会主义”，朝鲜是不会轻易接受。从另一个方面看，可以窥出朝鲜目前保守势力还特别强大，对待改革开放还视之为洪水猛兽。

中国政府面对金氏政权的警告，一定要冷静思考，审慎思维，绝不要轻易被朝鲜的忽悠所迷惑。朝鲜发表这样的社论，也反映出朝鲜国内已经有人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呼声。现在正是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争锋相对、互相较劲的时候，如果中国政府被朝鲜的警告所震慑，放弃支持朝鲜改革开放的努力，不仅仅是置朝鲜2000多万民众民生不顾，更是在中国的枕头旁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

附件：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11月21日社论

矗立在越南清化市政广场的黎利塑像 黎利塑像后面是越南清化省政府办公楼

越南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不是胡志明，而是越南清化人黎利。黎利的伟大，在越南人看来，正是因为黎利领导的起义，结束了北方中国明朝政权在越南的统治，越南终于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

(1)后黎王朝的建立

1400 年，陈朝外戚胡季犛夺取政权，建立胡朝（1400—1407 年）。胡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为守旧势力所反对。被推翻的陈朝求救于中国明朝政府。中国明朝政府一方面不承认胡氏政权，一方面又因其不断骚扰边界，便以恢复陈朝为名，于1406 年10月出兵越南，1407年灭亡了胡朝，俘胡季犛，改越南北部为交趾郡，设治直辖。越南人民掀起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1418 年，清化土豪黎利和阮荐在兰山发动起义，开展复国斗争。1426 年，中国明朝宣宗皇帝即位，决定放弃交趾。1427 年，中国明朝军队撤出越南。1428 年，黎利称帝，号黎太祖，定都卡龙（河内），国号大越，史称后黎朝（1428—1789 年）（称后黎朝是为了区别于黎恒建立的黎朝。后黎朝从建国到 1527 年莫登庸夺取政权为前期，从黎朝南迁，到1592 年吴氏灭亡为 南北朝时期，从1592 年到黎朝灭亡为后期）。经过十年战争，越南人驱逐了中国明朝政府在越南的统治，恢复独立。

(2)后黎前期的政治统治

后黎前期，越南封建社会高度发展。黎圣宗统治时期（1460—1497 年）， 封建政权稳固。中央集权开始向君主专制过渡。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后改称 处）、府、县、州、社，有一套系统、完整的官僚统治机构。

黎朝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中央政府，设有部、科。都是中央最高行政管理机关，设有兵、工、吏、礼、刑、户六部，各部以尚书为首，下设左右侍郎、郎中、员外和司务。科是监察机关，负责检查相应各部的工作，首长称都给事中和给事中。除六部、六科外，还另设有太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尚书等六寺和其他一些专职机关，如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件，东阁院负责修改文件，御史台负责监督官吏和审理案件。废除宰相，皇帝大权独揽，部、科对皇帝负责，并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地方设道，全国共分13 道，道下设府、县、州、社。由中央任命的各道长官执掌军、政、财权和司法大权，又设监察御史监督各道行政。

选拔官吏实行科举制，通常是每3年考试一次。考试的科目是儒家经义和诗赋，考中者为进士，没有名额限制。进士头三名者为状元、探花、榜眼， 朝廷给考中者委以官职。

后黎朝的官吏由朝廷给予赐田和俸禄。公、侯、伯爵位的勋臣，可以得到“世业田”、“世业土”、“赐田”、“赐桑洲”、“祭田”，从 2000 多亩到600多亩不等；正一品到从四品的官吏，可以得到“世业田”、“赐田”、“赐桑洲”、“桑田”等，从200多亩到30 多亩不等。官吏还可获得减免租税的优惠。后黎朝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尽忠尽职，否则将严惩。如黎圣宗在1478 年下诏说，凡大旱不祈雨，水灾不开渠，利不举，害不除之官吏，实行流放。官吏不及时收缴税收者，罚该官吏应收缴税额的 30％。

后黎政权重视法治。黎圣宗仿中国明朝法令编有《洪德法典》。这是一部共271 条的法律汇编，包括刑法、民法、官制、军制等条文。对叛国、欺 君等罪处以死刑或流放；也规定侵犯别人稻田、住宅、池塘者，将处以严刑。这是一部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律。

黎圣宗统治时期，组建有一支十几万人的常备军。军队的组织和装备也比过去完善。1471 年，黎圣宗大举征伐，攻陷占婆京城，俘其国王。占婆北部并入越南，设广南道，派官统治。占婆其余领土分为三个小国，列为藩属。后黎还出兵侵略老挝，夺走老挝的一部分土地“盆蛮”，设州统治。从此，老挝年年向越南纳贡。后黎朝成为印度支那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

(3)南北朝——越南封建国家的分裂

16 世纪初，后黎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扩张领土的封建战争，皇室贵戚的奢侈糜烂，至使国祚不修，政治腐败。黎圣宗死后，从1505 年至 1527 年 这短短的二十三年中，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皇帝，短命的只有三天，封建统治极不稳固。加上水旱失收，处处饥荒，税收加重，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迅速扩展。1511 年，陈珣在兴化、山西起义。1512 年，黎熙、郑兴、黎明彻等在义安起义。自此，起义烽火四起。1515 年，山西、安朗、清化、义安等地爆发农民起义。1516—1517 年，全国发生饥荒，海阳和京北的安丰、仙游、东岸各县农民相继起义。其中以陈珣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暠自称是陈朝皇帝的后代。起义军把头剃光，称帝释生。不久，起义军攻陷河内，把黎朝皇帝的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一股脑儿都抛到大街上。这时，统治者立即停止内战，全力向农民反扑。1517 年，起义被镇压，余部仍坚持斗争。到1521 年，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黎氏朝廷的统治风雨飘摇。1527 年，以莫登庸为首的封建集团推翻黎朝，建立莫朝，仍以卡龙为首都，割据北方。1533 年，以阮淦为首的另一封建集团逃往清化，支持黎朝后裔黎宁为王，占据南方各地。莫氏统治的北部，称“北朝”；阮氏拥戴的黎朝，称为“南朝”。从此南北对峙，史称“南北朝”（1527—1592 年）。

1545年，阮淦死后，南朝大权落在他的女婿郑检及郑检之子郑松之手。

1592 年，郑松打败莫登庸，夺回卡龙，把莫氏势力赶到高平一隅之地，莫氏势力从此日衰，黎朝重新统一。

郑松打败莫氏后，操纵朝政，黎朝皇帝全无实权，引起阮淦之子阮潢的不满。1600 年，阮潢回到南部聚集力量，进攻郑氏，因交战受挫，退居顺化，自称广南王。从此，越南再次分裂。北方郑氏仍据卡龙，南方阮氏则定都顺化，号广南国。十七世纪前半叶，北郑、南阮两个政权对峙并立，双方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由于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于是以灵江为分界线，各霸一方。此后南北方维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于此期间，郑氏集团致力于巩固他们在卡龙地区的统治。而阮氏则继续向南扩张。1697年灭亡占婆国，越南势力达到平顶一带。

越南的分裂和内战削弱了国力。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相继侵入越南，干涉越南内政。葡萄牙人支持阮氏，荷兰人则支持郑氏。17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的先驱耶稣会传教士进入越南。从此，越南人民开始了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长期斗争。

说明：照片为作者拍摄，未经作者同意，请勿擅自采用。本文资料来源《世界近代史》

    燃油费改税一直是国内民众当前争论的焦点。以现在高于美国（目前美国燃油价格为0.52美元/升，这价格包含养路费、过路过桥费，以及车辆购置税等所有费用在内的价格）近一倍的价格，说实话，无论中央政府、中石油还是中石化，想挺下去怎么也不好意思了。说的直白一点，没脸！

    就在是否征收燃油税的问题上，突然有人提出，目前全国有养路费稽征人员近60万人，如果征收燃油税，这60万人就要下岗，是否带来社会问题？当然考虑这60万人的就业问题，说明了管理者还是有点人性的，但是如果以这60万人来阻挡燃油费改税的步伐，那就是有点杞人忧天了。以中国13亿人计，60万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60万早就是13已亿民众“除之而后快”的异类角色。因为60万而忽略13亿，管理者如果不会算账的话，那就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

    中国不是60万人所能支撑的，当国家有危难之际，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那60万人，而是13亿的广大民众。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支撑国家的不是少数精英，恰恰就是那坚实的基层民众，更何况那60万能算社会精英吗？

    60万人支撑不起国家！如果国家把命运寄托在那60万人身上，13亿人还算什么？

国内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出租车罢工可谓此起彼伏、暗流涌动。对于出租车罢工，各地政府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如果能采取高压手段压服，那肯定绝不手软，然后冠以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如果事态扩大，迫不得已时，就直接与驾驶员对话，柔性讲和，进行利益调整，最后再采取秋后算帐等策略。劳资双方很难站在一个平等的舞台对话，政府很大程度上充当资方的代言人和协调人，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言而喻，因为政府本身就是这个商业利益链条上最大的一只蚂蚱。

在越南开工厂办企业，如果没有遭到越南工人的罢工，那算是非常幸运的。在越南，工人以罢工争取利益是司空见怪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企业一旦遭到员工罢工，期望越南当地政府来直接干预或协调解决，只有两字“没门”。在越南，工人通过罢工维护其合法权益，是很正常的事情，政府甚至鼓励企业员工以罢工的形式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

越南《劳动法》规定，注册成立企业，自公司运营开始，必须在6个月内成立工会组织。在企业工会组织尚未成立前，地方工会或产业工会组织应任命临时工会执行委员会，委派代表保护劳工及集体劳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组织在越南真正的做到与资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老板要开除员工，没有工会的同意，即使想开除员工也难。于是，我们看到，在越南任何企业均不敢轻易违反越南政府规定的社会保障法规，老老实实的给员工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为什么在越南，无论越南本地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很遵守越南的劳动法规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对于罢工的态度。越南政府和地方官员认为，罢工是劳资双方的事情，政府无权插手和过问，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维护员工罢工时，劳资双方不得采取暴力或胁迫手段来达到各自目的。如果资方认为员工罢工没有走完相关法律程序，属于非法罢工，那资方可以到当地政府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或者去法院起诉组织罢工的有关工会组织，如果判定是非法罢工，政府才派执法部门协助或强制工会组织要求工人复工。没有走完法律程序，获得司法部门的裁定，政府部门是不会帮任何一方说话的。但是这一套法律程序走完，估计企业也快玩完了。所以只要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不过分，不违反越南的有关法规，一般的企业老板都会答应工人的要求。

按照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传统思维，员工罢工，一旦事态平息，罢工的员工将遭到企业的无情清除。在越南企业对员工进行秋后算账也是常事，但是老板们清洗员工要考虑很多问题。首先工会这关必需要通过，工会如果不通过，根本开除不了员工。其次是越南的教育相对落后，熟练工人较少，如果开除这些员工，重新培养员工的成本很高昂。还有就是，开除员工不是无偿的，需按照越南的劳动法规进行补偿。这些综合因素一混杂，再冲动的老板也不会轻易和员工在这方面较劲，因为最终损失的是老板。毕竟办企业是赚钱，而不是赌气的。越南的很多罢工最终都能在公平的平台上得到有效解决，完全与政府对于罢工的处理态度有很大关系。

越南的腐败是出了名的，但是为什么民众对于官员的腐败不如中国的抱怨这么大。这一直是我感到很奇怪的问题，通过接触后，发觉官员们腐败的手段较国内高明，越南官员腐败遵循了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不与民争利。越南官员的贪腐主要集中对外来投资者。凡是涉及到与民众直接利益有冲突的事件，官员们尽量回避利益，同时尽可能站在民众一边，维护大多数民众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办事。越南官员认为，你们既然敢来投资，说明了我们这里有利可图，既然有利，利益交换就是必然。看来越南官员的贪腐还是讲究“道义”的。从越南工人罢工，政府始终持中立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有着贪腐的共性，但毕竟受法国长期殖民的影响，在其法律和政府运营体制中还融入了一些西方元素。政府尽量从民众的利益链条上解脱出来，充当一个公共事务职业的管理者。越南社会的工人罢工，限制了越南的招商引资力度，但正是越南劳动法规的规范，反而吸引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优质企业到越南投资。

政府要想摆脱出租车罢工的困扰，除了在利益环节上退出争夺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罢工，建立行业工会，并且赋予工会真正的权利，而不是受**dang领导下的工会。让从事这个行业群体的人，当利益受到侵害或待遇不公时，有一个正常表达和诉求的渠道。否则，以目前这个解决方式，不过是“摁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越南工人罢工，政府置身事外，不但没有促使矛盾的扩大，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值得当局反思和借鉴。

11月17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旬阳县法院大审判庭对“华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经过长达12个多小时的庭审，安康市中院二审判决被告人周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元；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总和刑期三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源自新华网）

历经一年的“虎照门”在法律的无情戏弄下，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恍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坚强的周正龙在组织的保护下，终于得到了最想得到的“纵虎归山”。在这场事件中，没有一个真正胜利者，该报应的没有报应，该惩戒的没有惩戒，该弘扬的没有得到弘扬。法律遭到无情践踏；政府的诚信和权威丧失，落得一地鸡毛；民众充其量是一个热闹搅合者，最终还是一哄而散。倒是有那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阴暗角落露出得意的冷笑：这世界就在爷们脚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一场风雨后，没有心思去讨论这件事情背后的东西，折腾起来不仅累自己，而是民众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审美疲劳。现在特别想关注一下走出监狱的周正龙下一步该如何走，是继续上山找虎，还是躬耕农桑，还是另谋高就？经历过大喜——大悲——喜出望外的周正龙，着实应该对后半生的职业作出一个规划，毕竟“虎照门”积累起来的声名还是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周正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是想创一份事业的人，不然他就不会这么瞎折腾去上山找虎。躬耕农桑对于周正龙来说绝不是他所期望的；再去找虎，这样的希望非常渺茫，几乎为零；另谋出路是周比较理智的选择。

根据周正龙一年多的表现，在职业选择上，周正龙去谋求一份保安教练或保安工作，一定是非常专业和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保安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专业的业务技能、良好的身体条件和一定的文化知识。

从政治素质看，周正龙素质之高，让很多政治人士汗颜。周正龙不知道是不是党员，但周正龙的政治素质绝不低于任何一名党员，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素质也不见得比周正龙高多少。在虎照门爆发之初，周正龙曾信誓旦旦以脑袋担保；在面临法庭审判时，周正龙严守机密，对派遣他去拍虎照的组织表现出高度的负责，绝不暴露组织，绝不拖累一个革命同志下水，所有问题都自己抗。一个不仅仅具有道义责任感的人，更是经得起政治和法律考验的人，这样的同志撇开其它因素不谈，都应该获得所有人的尊重，包括反对他的人。

从业务技能看，其专业水准已经达到高科技层面。我认识很多农民，年纪跟周正龙差不多，不要说PS虎照这样的技能，就是拿个相机给他，还不一定知道怎么玩。周正龙PS出来的图片，让很多专家都难辨真假，专业水准不可谓不高。如果周正龙进入保安这个行业，把PS图片技术运用到侦查与反侦查上，那些想以假照、假证蒙混过关的人，岂不是在“正龙”面前耍“假技”——遇到老祖宗了。在擒拿、防卫等技能知识方面，一个敢于面对老虎的同志，那是根本不用过多考核的，就两字“合格”。在法律技能上，周对法律运用和把握绝不是一般的层次，嘴上虽然说不懂法律，相信周正龙已经对法律了记于心，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从身体条件看，周正龙属于那种“60岁的年纪，30岁的心脏”超一流身体水准。在大巴山区一直致力于“与虎谋皮”事业的周正龙，穿梭于山林间，游走于狼窝虎穴，即使李逵重生、武松再世，也得尊一声“周兄”。周正龙虽然年纪偏大，但完全可以以其丰富的经验弥补自己体能的不足，进行带徒传艺，由一个专业体能型保安走向技术技能管理型保安。

从文化知识看，周正龙完全符合知识型保安的标准。前段时间，香港某大学据说给姚明整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那周正龙完全可以站在姚明后面——博士后。专业的PS技术、丰富的法律知识，周正龙已经不是一个小学文化的周正龙了，经过社会大学和短暂的监狱洗礼，周正龙已经煅烧为一个政治合格、专业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周正龙的人生面临一个崭新起点，希望周正龙同志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积累的资源，给人生进行一个重新准确的定位，相信几年后的周正龙又是一个叱诧风云的周正龙。

正龙同志一路走好！

每次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在向民众通告事件起因和真相时，都会很惯例的提到“别有用心的人”。前两天在甘肃陇南发生因行政中心酝酿搬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后，政府有关部门在通报事件原因和处理措施时，特别重点提到：群众有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绝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尤其不能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唆。

无论前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胶农事件等等，都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出现，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屡屡在群体性事件中得手呢？难道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事前早有预谋准备，鼓动大批不明真相的民众借机闹事？抑或是大批民众突然失去判断能力，受“别有用心的人”控制和操纵？似乎“别有用心的人”神通广大、神出鬼没，防不及防。

每一次群体性事件过后，虽然有关部门都声称有“别有用心的人”操控，但事件过后处理，都很少发现谁是“别有用心的人”。难道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妖魔鬼怪派到人间来作乱的不成？事情过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情绝非如此，民众都不是智障人士，谁想忽悠谁都是比较困难的事，那些所谓“别有用心的人”玄妙的很。

为什么每次群体性事件都有“别有用心的人”，摊开来说，哪有什么“别有用心的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人”不过是官员们为自己的工作失误找借口，在找不到合适的替罪羊为自己工作失误顶包时，于是就信口开河的制造出“别有用心的人”，“别有用心的人”已经成为一大部分官员们为自己失误找借口的潜规则了。于是每次群体事件，都会无一例外的出现“别有用心的人”。

想起了某个小品的台词“忽悠，继续忽悠”，“狼来了”一次、两次可以，多次了谁还相信他妈的那玩艺。当官员们在制造“别有用心的人”的时候，不妨给你们提个醒“素质，要注意素质”，不要老是搞出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把自己水平整的一点创意都没有。用“别有用心的人”来糊弄民众属于超级弱智阶段了。现在“别有用心的人”不过是民众拿来“调戏”官员们智力残障的笑柄罢了。

只要人们仔细分析每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也不能说没有“别有用心的人”，恰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有法不依、无法无天的官商勾结之徒，他们置民众利益不顾，践踏法律、辱没人权，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别有用心之人”。只有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绳之以法，官员们口中才不会有“别有用心的人”之说。

当“别有用心的人”成为官员们推卸责任的潜台词时，那些官员们又何尝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呢？！

美国次贷危机点燃的金融导火线，迅速蔓延全球，不但给整个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混乱，实体经济也全面遭受拖累，出现整体下滑，直接影响全球民众的生活质量。无论是最近20国峰会，还是全球各大媒体，都或明或暗的把矛头指向美国，进行口诛笔伐，舆论狂轰滥炸，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是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大有将美国踢出地球而后快的心理。

客观的讲，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因为华尔街金融行业衍生产品无限制扩张造成的，其实质根源在于人们（包括众多国家政府）的投机心理过重，缺乏完善的基本保障体系和金融监管造成的。金融危机绝不是美国一国之错，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谁又能独善其身，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

美国是当今全球经济老大，美国感冒了，自然世界各地都要咳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正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了全球其它区域经济的进步，犹如大哥吃肉，小弟们都喝了汤。简单的把华尔街看作是美国的华尔街，不仅高估了美国，也忽略了在这个经济链条上的其它蚂蚱们。

过度的指责美国，不过是一种幸灾乐祸的不成熟心态。从华尔街金融创新能力来看，华尔街说第二，没有哪个敢称自己是第一。在华尔街聚集的资本，绝不是简单意义的美国资本，而是全球资本。在这条街上，也许有来学经验的，也许有来交学费的，但无一例外都是想从那里投机赚钱。资本流向美国，不会是给美国扶贫或者支持美国建设那么幼稚。

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映衬的不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恰恰反映了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超级强大。当带头大哥不仅仅是光鲜的包装，更重要的是实力支撑。任何创新都是要以代价为铺垫的。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推出，本身就是在金融领域的产品创新和金融产品的革命。新产品的推出，本身就是一次实验，实验就不能保证绝对的成功，这是产品创新最基本的常识。金融二级市场的次级贷款债券，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验证，属于一个实验不成功的产品。购买和投资这类债券，就如我们进入股票市场一样，不断的提醒你“股市有风险，进入需谨慎”。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道理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理论永远落后于实践”。华尔街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不仅仅在于它资本的密集，更在于它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管理都是世界最高水准的。同样的道理，金融监管始终是跟不上金融产品创新，监管手段的慢半拍，问题早晚就会因积累而暴发出来。华尔街的创新犹如车间里新产品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不能简单的否定金融产品的创新，但可以肯定会促进金融监管的重大进步。正如“人类的每一次灾难，都是以人类的重大进步获以回报”。

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既成事实，简单的责难是由那一国造成的，纯属是自我推卸责任的回避。谁敢说他们不想在华尔街捞取回报？！有的国家一边责难美国，一边却享受着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油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消费衰退，却边擦油嘴边诋毁，这又何苦呢？鄙人倒是在想，如果全球都指责金融危机是由中国引起，那才是中国的牛B，至少可以证明中国是世界老大，不仅仅坐拥全球的资本，更具有他国不具有的创新能力。我们离这一天还远着呢！

应对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总体大调整之际，中央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公布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一时间，各地掀起了由政府主导的热火朝天投资热潮。在媒体的铺天盖地的轰炸下，激起民众热血沸腾，大有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演变为“经济大跃进”趋势。

对于四万亿的救市经济方案，鄙人一直持怀疑态度。从经济学原理来看，此方案的可信度不高，也不切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同时涉及到具体操作方式层面上，由于中国政府管控经济的能力和资源调配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地方，经过层层盘剥，4万亿能有1万亿真正用于经济发展，估计就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以鄙人浅薄的经济学常识，结合前一两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只想问一下这4万亿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4万亿就是一个画饼。从政府公布的4万亿救市方案看，整个方案跨越两个年度。两年要拿出四万亿，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4万亿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六；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如果中国政府执行现有的财政法规，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无论如何它也是无法得到这笔资金的。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政府违背经济常识，毫无节制的大量印刷人民币。果真那样，人民币贬值，物价飞涨，必将引爆社会危机。

由政府掏钱来主导社会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中国目前的体制决定了，由政府主导投资，必然导致官商勾结，大量套取投资资金，中饱私囊。同时，各地一哄而上，不管项目符不符合实际需要，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必将进行“激烈”争抢。在以往的类似工程中，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的现象层出不穷，基础建设设施与当地经济发展不配套，导致长期闲置等问题，造成大量资源资金的浪费，不但于刺激经济无补，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对于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与其说是刺激经济，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勾引民众把存在银行的资金拿出来消费。中国居民庞大的存款，对中国金融行业来说简直就是悬在头顶上的一盆滚烫开水，一旦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出现银行挤兑潮，就是效益再好的银行，估计也会在顷刻间破产。但是，要老百姓拿出钱来消费，谁来保障民众的子女上学？谁来保障患病时能够得到有效治疗？谁来保障老有所养？这些问题政府不是不知道，而是目前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官员们宁愿把钱用于形象工程，也不会把钱花到民生基础事业上去。

政府出台4万亿的救市计划，实际上就是透支未来财政来度过短时间的经济困难，但其负面效果也会很快呈现，那就是由经济过冷快速演变为经济过热。这样的救市措施也许短时间把存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效的遏制住了，但并没有把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用一个危机去掩盖另一个危机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危机。

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更多是一个政治姿态，而不是救市计划。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显然不愿意抓实质问题，因为这些实质问题，必然破坏现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经济利益是利益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政府真正要救市，自己做好政府职能部门应做的事情，制定有效的政策保障，完善民众的基础民生。政府不要老想歪招去打百姓那点保命钱的主意，民众后顾之忧不解决，指望民众拿出自己的存款来参与救市是不现实的。靠大跃进的手段来忽悠百姓，显然是低估了民众的智慧。

金融危机来临，为了抵御金融风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必然会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降低公务人员薪水、推行减税、加大基础民生保障，鼓励放贷、降低利息、刺激消费等手段。

中国经济过半是由外向型经济带动，内需拉动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一些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外贸和土地交易维持政府运营。金融危机的暴发，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外贸降低，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成交量萎缩，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中国实行的两税制，税收的大头被中央财政拿走，地方财政就显得捉襟见肘。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了大手花钱，根本不知节约是何物，无论国家经济形势如何，官员们该享受的照旧，该挥霍的照样无度。现在金融危机到来，为了满足官员们的形象面子工程，为了满足官员们大手花钱的习惯，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横征暴敛的苗头，给本以严峻的经济形势，无疑雪上加霜。

横征暴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中国税务管理体制造成的。中国税务征收不是按照当地经济实际情况来计算税收征收数额，而是每年给各级税局下硬指标。比如上级下达给某市今年需完成100亿的税收，根本不顾当地实际有没有100亿税收的容量，地方税务部门自己去想办法完成吧。地方税务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不切实际的任务，很简单，乱摊派，乱发明税种（某地曾经搞出了荒唐的小姐税）等，花样百出，想办法从企业榨出钱完成任务交差。

二是政绩至上、违规行政造成的。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根本不执行中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更不会顾及企业的死活，只管自己的乌纱帽是否更大，片面追求个人的政绩欲望。违规行政，置中央政策不顾比比皆是。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如扩大基础建设，增加固定投资，那就用够用足；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如减税、降低公务人员薪水和公务支出等，那绝对不执行。为了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欲望，现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强制推行荒唐的超前征税，提前到企业预征09年度税收或征收以后不可预见的税收，一些企业业主根本不敢得罪税务部门，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荒唐的税收征收方式已经是各级税务部门公开的秘密，给本来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陷入绝境。如果不改善税务管理体制，容忍官员们无节制的挥霍，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继续制造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官员，积压大量民怨和社会矛盾。金融危机到来，对于中国政府和经济发展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恰恰是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最好的机遇。关键是我们的决策者有没有胆识和魄力。

金融危机，严防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势在必行！

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步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整体经济萎蘼，为了不给正处于上升建设阶段的中国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破坏，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势在必行。但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如果不能拉动民众的消费需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救市的结果，就如菜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经济不但得不到回升，还有可能陷入更深的泥潭。

最近一段时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反复都在喊，我们有“信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于政府官员们高呼“信心”，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心”源于何处？是战栗前为自己打气，还是政客习惯性糊弄民众的瞎喊？只有那些高喊“信心”的人自己心里清楚。从这些毫无边际的“信心”来看，一是可以发现政府决策者们把控经济能力的脆弱，二是可以窥出政府在遏制金融危机的扩散还没有一整套详细的方案，只能被动应付的感觉。

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因为金融行业衍生产品无限制扩张造成的，实际其根源在于人们的投机心理过重，缺乏完善的基本保障体系和金融监管造成的。不要一看到金融危机，就简单的盯到金融上面，而忽略了产生危机的社会根源所在。由于整个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产品衍生速度，整个金融体系失控，加大人们投机心理，梦想一夜暴富，给自己生活带来保障，促使金�